台港的唐诗研究

自五十年代迄今，台湾香港地区的唐诗研究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劳作，已形成十分可观的研究格局，对内陆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有着长足的优势和大异其趣的特色。虽然，在台湾诗界，曾发生过现代诗派和新批评理论对古典诗歌传统研究方法的冲击，但是，在一场存异求同的争论过后，这种冲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促进了古典诗歌研究的深入发掘，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获得了新的开拓。台港地区唐诗研究工作，以台湾为主体，其专家学者多系大学教授、讲师及附属国文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再有则是历年各大学毕业的博士、硕士生。一些为内陆学人所熟知的著名学者，如刘若愚、徐复观、苏雪林、叶维廉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一些后起之秀，如古添洪、黄维梁、柯庆明、方瑜、颜元叔等也研究成绩卓著。下面，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做个概括的介绍。
一、研究内容丰富，呈多元发散结构。
台港学人以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为核心，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唐代诗人和诗歌的各个层面。首先对诗人的研究从三个层次上展开：1、单个诗人的研究。对于初唐、中唐、盛唐、晚唐四个时期的诗人都有论及，有的诗人恰是内陆学者较少研究或研究不够的诗人，如韩偓、王梵志、寒山子等。2、两位或几位诗人的比较研究。其中有同时期同流派诗人的比较，如杜若的论文《王勃与初唐四杰》、简恩定论文《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也有不同时期不同时代诗人的比较，如黄敬钦论文《王维的空灵和马致远的空无》；还有跨国籍诗人的比较研究，如刘沧浪的论文《李贺与济慈》。这最后一种研究，作为比较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台港学人起步较早，而且积累的经验较多，成果颇丰。3、同题材同流派诗人的统合研究。如宜珊的论文《王岑高的边塞诗》、林祖亮论文《唐代的田园诗人》和旺中论文《新声清绮晚唐诗——谈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对于诗人的研究，不仅有从生平经历入手剖析其诗歌，也有从诗歌中生发，展示诗人心理情绪或意识形态的，如黄敬钦论文《李贺心态分析》、林央敏论文《结冻的忧郁——谈李贺的冷怆情绪》和黄博仁论文《寒山诗的人生哲学》以及对杜甫诗中所表现的人道精神、伦理精神、写实精神和忧患意识的研究论文。
其次，对诗歌作品的研究，显示了多层次的研究状况。1、诗体研究，有吕正惠论文《元和时代诗体之演进：兼论元和诗之特质》、王梦鸥论文《唐“武功体”诗试探》和黄坤尧论文《唐诗中之齐梁体》。2、韵律研究，有耿志坚论文《唐代近体诗用韵通转现象之探讨》、许世英论文《论长恨歌与瑟琶行用韵》及王之庆、郑建华、宋淑苹等人关于杜甫、元稹、白居易诗的用韵考和席涵静对唐诗人五七言绝句和律诗的格律研究系列论文等。3、语言修辞研究，有专论遣词用字的，如林春兰、陈文华等人分析杜甫诗中顶真、层递、呼告、拗格、转品、倒反、映衬等手法的论文、陈适瑜《岑嘉州诗多着意重复雷同》的论文和许文正关于杜甫别房太尉墓诗中“莺”字的论述等；也有专论造境和意象的，象陈四文的《自月意象的嬗变论义山诗的月世界》和黄永武的《透视李贺诗中的鬼神世界》都属于这一种。4、风格情趣研究，有李日刚的论文《晚唐怪涩派诗之盟主及其特色》、萧丽华论文《论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以及周锡侯的《唐诗的“仙佛”情趣》、黄务成的《唐诗中之禅趣》论文等。5、与其它艺术门类的关系研究，这种研究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将唐诗融合了其它艺术之后所产生的奇妙的艺术魅力挖掘出来，如杨文雄的专著《诗佛王维研究》中对王维诗中画、画中诗的研究、如赵良璧论文《锦瑟诗之我见》对音乐与诗的研究、再如邱燮友《从唐三彩看唐诗世界》的论文等。除上述六个层次外，台港学人还就唐诗的版本(许建昆《李攀龙“古今诗删”与相关“唐诗选”各版本的比较》)、编校(陈修武《全唐诗的编校问题》)、翻译(郭婉顺《辰雄对于唐诗“秋兴八首”翻译之研究》)及敦煌唐诗的发掘、校勘等作了多方面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新颖，求中西融汇贯通。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诗界，曾出现了一个现代诗派，其代表人物纪弦在他们的《现代派信条释义》中写道：“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我们的新诗，决非唐诗、宋词之类的‘国粹’”。在这种反传统诗派的冲击下，台湾古典诗词的研究一度陷入困境。后来又有两位英美文学博士夏志清和颜元叔，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是否有价值和要不要采用新的批评方法等问题，做了一番反省并提出一些建议，从而引起学术界的讨论。许多学者都赞同叶嘉莹先生的意见：“传统的评说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今日读者的需要，可是外来的新理论却又决不能完全取代中国的传统批评。”最后，以接纳黄庆萱先生“传统批评、新批评不可偏废”的折衷意见结束讨论。然而，台湾学者由于地理环境及人文精神的原因，毕竟先得西方新思潮之风，一些中青年学者纷纷尝试运用新的批评方法研究古典诗歌，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研究格局：
1、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注重兼顾传统批评和新批评方法，力求在实际上已成为新旧批评分水岭的“内在”与“外缘”的层面上，建构自己的研究框架。如杨文雄所著《李贺诗研究》和《诗佛王维研究》，即是用了这种“新”“旧”结合、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前书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李贺诗的外缘研究，对李贺时代背景和生平，包括家族及交游情况；李贺的文学观念、创作背景、创作意识等都做了论述。二是李贺诗的内在研究，对李贺诗的语言，包括塑造意象的方法及特殊技巧；李贺诗的境界，包括个人生命的挣扎和反省、现实的挫折和讽喻、宫怨闺情和爱情、特殊的时间意识、历史的繁华和幻灭、以及诡异谲怪的鬼神世界，一一作了分析。杨文雄先生这种将中西批评方法融汇贯通的研究成就，为台港许多学者所赞赏，此书荣获了台湾第六届中兴文艺奖章文艺批评奖。
2、也有固守传统批评方法的学者，但这些学者的著作或文章都具有较强的文艺性和可读性，他们注重文采，沿袭了古代诗话中印象式批评的传统。较典型的是陈慧剑所著《寒山子研究》，它文笔清新流畅，颇有以诗论诗的意味。如在讨论“寒山子的禅与风”这一章里，他这样写道：“寒山诗，漫入我心头，是一片禅的无垠，禅的生机。禅，充塞了寒山诗的纯度与密度；禅，美化了寒山诗的天地与人类的心灵。寒山诗——即是禅，禅即是诗。”在谈禅与诗的关系时，他又做了这样的阐示：“佛家的‘六神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前三者，为‘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他心通与宿命通，为‘天与人的统一’，漏尽通为‘心灵与存在的统一’。这种‘宇宙即我’‘心即是佛’的统一境界，便是‘禅境’，亦是‘圣境’”。所以“佛性必须悟出，言语不能道断”，看寒山子的诗，不能为他的“相”所迷惑，“都要戴点禅的眼镜去看，才看得通”。另外，胡传安先生的专著《诗圣杜甫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所运用的也是一种传统的史论方法，展示了韩愈、张籍、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十位唐宋诗人，受杜诗影响而形成自己诗风的状况，也很有见谛。再有传统的考据式研究也仍占有重要地位，如墨人所著《全唐诗寻幽探微》，便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佳作。
3、与传统批评学者相反，一批年纪较轻或长期留洋教学的专家学者，在不断吸收西方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尝试了运用于唐诗研究的探索。如运用记号诗学进行研究的有陈正修论文《以雅克慎[RomanJakobson]的对等原理析岑参的“山房春事”》和古添洪论文《试拟王维“辋川二十首”的二度规范系统》，古添洪认为：唐诗和其它一切文学形式一样，都是在我们日常所用的首度语言之上，建立起的二度语法和语意。就这二度语言系统而言，它的语言与首度语言之语意的关系，可以归纳出“一个简阂的模式”，这个模式包摄两种透视：一是并时(Synchronic)及内延的，一是异时(diachronic)及外延的。前者的二度语意系统，是依据“对等原理”(principle of equivalence)，经由“内延的对译”而成；后者则与不同时期的其他二度语意系统相对，并与外在的“现实”世界相对，可经由“外延的对译”而讨论。随后，他对王维诗的语音层次、语汇层次和语法层次做了一系列的分析。还有运用佛莱的“基型论”(按：即原型论)观点分析杜甫《客至》和《登高》诗的论文《春的悦豫和秋的阴沉》（黄维梁）。他给佛莱“基型论”中两个最著名的基型体系命名为“晨昏春秋人生文学的类比”和“喜剧和悲剧的境界对比”。前者，意指一天的四个时分，一年的四个季节，和人生的四个时期相当，也和四种主要文学类型相当。后者，意指喜剧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间事物，以及悲剧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间事物，两者极不相同，构成对比。他根据这两个体系对杜甫两首诗进行了对应分析，最后指出这种方法论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再有从结构化和感觉性角度诠释唐诗的，如方瑜论文《李商隐七律艳体的结构与觉悟》。再还有用统计学和数学方法剖析唐诗的，如凌子涂论文《唐诗选本李白诗采选统计》和杜大芽《论杜诗数学化》，后者以表格、公式、几何图型为工具，分析归纳出一种直观的数学答案，此文结尾便推衍出一个扇形。但是，统观新批评学者的文章，值得注意一个问题是：他们大都以实验、建构某种批评理论为目的，唐诗，不过是一块实验田和建构理论框架的基地，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对诗本身有所伤害。
然而，台港学人无论采用传统批评或新潮批评、甚或中西结合批评，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两岸学者的唐诗研究，将在这种有益的借鉴中相互促进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