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康有为《大同书》和后期经济思想的评价

戊戌维新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康有为作为这一政治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开中国维新幕，其功不可没”。一般说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于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则有着不同的评价。关于康有为经济思想评价的分歧意见，主要集中于《大同书》和后期经济思想两个问题。
(1) 关于《大同书》的评价。
就《大同书》与《人类公理》的关系问题。多数人认为，康有为在1885—1887年间所著《人类公理》是《大同书》的初稿，是他关于“大同”社会的空想设计的雏形。《大同书》思想内容的基本方面是与《人类公理》一致的，是它的直接继承、继续完善和发展。《大同书》虽完成于戊戌政变之后，但它的内容的基本方面应是反映戊戌政变前的康有为的思想。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论者认为，《人类公理》虽为《大同书》初稿，但二者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东西。《人类公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大同”、“井田”等设想和当时流行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点滴知识的一种混合物，是涂上了一些资产阶级油彩的中国型（包括一些佛学因素） 旧空想。《大同书》却是西方若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观点的大杂拌，它的本质是受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形态下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想的熏染的反映，它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保皇”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服务的，从而就不是进步的。因此《大同书》决不是《人类公理》的进一步发挥，除“大同”这一抽象概念是贯穿两书外，两书的思想实质是不同的。《人类公理》和戊戌政变前那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的历史总趋势是合拍的，《大同书》则表现了康有为后期思想的内容。
就“大同”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大同”思想主要思想理论基石是资产阶级的人性、人道论和“三世”进化论，《大同书》及大同思想从孕育到成书，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除参照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之外，还直接吸收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想，书中的有些设想并不是他自己首创，但是，他并不是对前人的东西只作简单的抄袭，而是把自己认为合理的东西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设想。
另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移植来的部分内容和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存制度及观点同中国的传统的大同理想的凑合。佛家思想的影响，只是很次要部分。
就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或者说他理想中的社会制度的性质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中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就其经济基础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某些设想，如消灭战争和刑罚，使国家政权变为组织经济和文化的机构，人们生活的社会化等，多少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但《大同书》描绘的“大同”，不是无产阶级的公产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大同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来表达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或说《大同书》所设想的最合理的政体，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被康有为自己看作全书中心的“去家界”部分，其实质不外是要摧毁封建的家族制度，解除封建家族中父权、夫权、族权对人们的压迫，实现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就这些方面看，《大同书》中的设想仍象其初稿一样，有把资本主义制度和原则加以理想化的特点。
不同意上述意见的论者认为，康有为的理想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应依据康有为提出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的实质和他提出的实现大同理想的途径来论断，而应依据《大同书》对理想社会情况的设想来断定。从这个角度看来，《大同书》中的理想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乌托邦社会主义。
就对康有为《大同书》及大同思想的评价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作品。《大同书》把仅留有历史光辉的早期社会主义空想接受过来，并把它和久已过时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物竞天泽”等思想以及充分暴露出种种缺陷的某些资产阶级社会的措施拼凑起来作为自己的“不传之秘”，不是什么值得称许的著作，纵使它之中有些积极的因素，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它只有企图阻止资产阶级革命前进但未达到目的的反动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是一部进步作品。《大同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来表达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封建社会作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大同书》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具有反动和进步二重性。总的来看，《大同书》中进步的方面是主要的。书中对大同理想的设计，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书中所宣扬的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人民革命的思想，与封建主义妥协的思想和荒诞无稽的宗教神秘思想，自然是消极的和反动的。所以，对待《大同书》，不能片面地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
(2)关于后期经济思想的评价。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思想日倾保守反动。他晚年政治上的堕落是史学界一致的看法。但关于他后期经济思想的内容，看法不完全一致。
一种观点是全盘否定，认为1902年是康有为经济思想由进步转向反动的关节点。他后期的经济思想，也完全失去了以前曾有过的积极内容，从他的《物质救国论》、《全主币救国议》和《理财救国论》等著作中，我们已看不到他过去那种抵制外国经济侵略 维护进步的生产关系的主张，所能找到的只是为清王朝垂死挣扎出谋划策、为地主土地利益辩护、美化投机、歌颂外国垄断富豪这样一些极其反动、庸俗的货色了。
另一种观点是基本否定，认为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经济思想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在亡命海外的十五年中，开始几年，即1902年前的几年，他的经济思想在揭发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方面，仍有一定的进步作用。1902年后，他的经济思想已失去了戊戌政变以前那种要求改革的锐气，在那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已经走到了自己原来的对立面，转而为自己曾经反对过的反动经济主张辩护了。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许多经济主张，仍然反映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与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盛宣怀等人的经济思想仍然有所区别。同时，在某些专门性的经济问题上，他的有些看法和主张也不无合理因素。如他认为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技术落后就要挨打； 他关于改革币制的有些具体主张，有些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