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垦

1.清代以前的垦荒。浙江的农业开垦造田，可以追溯到黄帝的“画埜分井”，距今有5 000年之久。到清代乾隆年间，征粮的耕地面积达到46.39万顷（清代以前田百亩为顷）。开垦的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屯垦——周宣王征伐四方，戎车所至，农业随之。不独南土膏腴，多所发展；即北地苦寒，亦不少垦辟。宋太祖赵匡胤把屯垦作为“足食足兵”之要道，凡有荒地即分军以立屯，岁收子粒为俸粮，仅浙江就垦了2 270余顷。
徙民——见于《周礼》，开始于汉代。从西汉元帝到唐太宗年间，因匈奴南侵，中原百姓南迁苏、浙、皖等地，垦林地种五谷。明代，也曾“徙民种田”，并给所徙之民以耕牛、种子、农车和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开垦之田三年不征税。
开荒——浙江农民素有“辟草莱旷废之地，利用之以事耕殖”的传统。《中国农业新史》载，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民间田土，听所在民尽力开垦，为永业，毋起科。”清代对农民垦荒造田较支持，清顺治把“劝垦督垦”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项内容，规定“州县以劝垦多寡为优劣，道府以督促惰勤为殿最”。清雍正下诏：“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挠。至升科之例，水田以六年起科，旱地以十年起科。”清乾隆规定：“开垦零星土地，永免升科。”曾国藩督两江时，“定为十年一丈，酌量新垦，分别征租”。所以，清代开荒面积颇大，“耕地之多，遂为世界共称”。
修圩田——围圩田是浙北润泽地区自古以来开荒造田的一种上法，宋、元两代尤为注重。“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河高，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门，疏港以溉田。普为堘埂，可种稻秫；间为聚落，可艺桑麻。承种圩田之民户谓圩户，一圩之长谓圩长。
造沙田——沙田乃江滨出殁之地，水激于东，则沙涨于西；水激于西，则沙涨于东，百姓随沙涨而造田。宋代为动员农民建造沙田，规定免征沙田税。清代，濒江沿岸，冲积成沙，稍久即成良田，农民对这新生的沃壤，“咸乐于围垦”。
筑海堤——汉代就有海堤，到了唐代，江浙沿海的海堤已有100余华里，用以保护滨海农田和开垦海边滩涂。白居易任杭州剌史时，浚钱塘湖三十里，放水溉田，功垂千秋。
2. 民国时期的垦务。民国伊始，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内提出：“丁兹新猷丕焕之时，正筹边兴垦之日”。嗣后由于外患沉重，内乱不断，没有实施这个计划。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农村大部沦陷，遂昌等县农民组织“苞萝班”，垦种杂粮以渡荒。处州（今丽水）所属各县从1938—1946年，累计垦荒27.5千公顷，增加杂粮产量3.09万吨。
抗战胜利后，浙江垦务主要办了三件事：
(1)设立机构。1947年4月，为开发荒地、荒山、海涂，组设浙江省垦务委员会。同时，开展垦户竞赛，每年评选10—100户，每户贷以50万—100万元（旧币）。在熟荒较多的馀姚、慈溪、武康、吴兴、长兴五县16处，进行了荒地调查，设计兴垦。
(2) 指导垦荒。1947年，计划全省垦荒3. 3千公顷，增产粮食0.2万吨。实施结果： 垦地256. 9公顷，增产粮食163. 1吨，仅占计划的7.7%。1948年，又计划3年垦荒23. 3千公顷，当年实际完成1.42千公顷，增产粮食1 595. 45万吨，也没有达到计划要求。
(3) 辅导垦区。全省设六处垦区：
❶馀姚县牟山湖垦区，招农民133户，计划垦地246.7公顷，围堤2条，兴建水闸2座和支渠3条；
❷馀杭县闲林埠垦区，垦地48.8公顷，建灌溉渠4条，种玉米、水稻、络麻和蔬菜；
❸馀杭县石蛤里垦区，计划垦地66. 7公顷，虽建了合作农场，但因地权纠纷而有名无实；
❹吴兴县弁阳（俗称茅草场）垦区，有地224. 1公顷，辟苗圃2公顷、机耕农场6. 7公顷；
❺开化县池淮畈垦区，面积153. 9公顷，拟防治血吸虫病害后进行垦复，结果未行动；
❻武康县200公顷圩垦区，荒地18.9公顷，农民垦竣6. 7公顷。
在这期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馀姚县临山区和双塘乡，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将十二堡后面的13.3公顷海涂，分给无地、少地农民，种植棉花、粮食，还办起纺织合作社，自耕自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