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政治立场

台湾学者邱镇京在其《阮籍詠怀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7月初版)提出，阮籍依违于魏晋间，不肯屈身曹氏，又致讥于司马氏的超然立场，乃研究詠怀诗的关键所在。因此著者论述阮籍思想行为时综合前人观点，引证大量材料，对此作了详细论述。他指出，关于阮籍政治立场上何亲何违，孰附孰离，历代学者按所持论点可分为党魏、党马、非曹非马及刘汉等四派。考各家所以主亲曹魏的原因，主要在于阮籍之父阮瑀，曾以文才受知于曹操，为曹魏的建国勋臣；瑀死后，文帝关爱，惠及孤寡，及阮籍长于魏，又初仕于魏。其实，综合阮瑀一生事迹，既称不上曹魏建国勋臣，考其效力曹魏经过，完全是衰世文人为苟全性命，不得不屈服于权豪之举。设使阮籍有意继承父志，当在不仕上，何须念念于效忠曹魏。至于文帝关爱，惠及孤寡一事，除去曹丕作有《寡妇赋》及诗各一首，“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并命王粲等并作之”，以为文人兴会之笔外，考之史书，并无任何施惠阮籍母子的记载。而阮籍之初仕魏，为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事，其时阮籍已三十三岁。其出仕之经过，实际上是在乡亲共喻及王默劝说下，不得已而往，与其父“连见偪促”，才“惶怖诣门”的情形，后光辉映，几无二致。因此，阮籍之出仕曹魏，不是出自本意。主张阮籍党附司马氏的重要理由基于二点：一是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之后，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阮籍被封为关内侯； 其次是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司马昭辞让晋公九锡时，阮籍曾代表公卿为郑冲撰《劝晋王笺》。著者认为，这二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司马氏父子虽阴狠跋扈，但在争夺政权过程中，为掩人耳目，减少阻力，常利用其借重大臣，以壮声色；笼络左右，以卸咎尤的伎俩。阮籍当是在受欺或畏于淫威下，参与了密谋。事后悔恨交集，而又无力反抗，只得以酣醉避祸，并在数月后，求为东平相，暂时离开是非之地。其次，为郑冲撰《劝晋王笺》，据《晋书》本传载，先是“沈醉忘作”，及至“使写之”竟又“无所改窜”，分明是事先便已计划借醉求免，又恐最终难以逃避，故先拟妥状似推崇，其实语含讥刺的腹稿，以资应付。其撰劝进笺，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既不足以指证阮籍真有阿谀或推崇晋文王之意，尤不能据以证明阮籍党附司马氏。因此，阮籍在魏晋政权争夺中，虽依违于二者之间，却始终不肯衷心倾向于任何一方。邱氏指出，阮籍十一岁时，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以魏晋人士的早熟颖悟，此事当使阮籍产生深刻的印象。中年以后，目睹司马氏导演的两次废立事件，又与曹魏的政变手法如出一辙。在阮籍心目中，曹魏与司马氏之间，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分别，因此在司马党人的压力及个人潜意识的报复心理下，参与了不利于曹魏的行动，又不甘沉默地流露出针对司马氏集团的厌恶与讽刺，并形之诗，形之于文。著者同时指出，由此断定阮籍倾心刘汉也是不能成立的。其心无所属，只好向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无政府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