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传论

研究专著。今人孙昌武著。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二章，主要从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政治态度、人生态度以及文学主张、创作成就诸方面对其一生进行全面系统的述评。著者传、论结合，评价全面中肯。如第三章论柳氏创作“褒贬讽谕”之文，第八章论柳氏坚持理论斗争等，立论新颖，见解独到。第十二章论柳氏的文学业绩，即从杂文、山水记、寓言、诗歌、辞赋、小说等六种体裁分别论述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亦颇有新意。在对柳宗元与韩愈的比较中，著者既充分肯定韩愈作为“古文运动”开创者的杰出地位及其在古文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卓越成就，又指出柳宗元运用多种文学样式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古文运动”作出的独特贡献。书后附录“参考书目”、“建国以来柳宗元研究重要论文目录”和“当代日本研究柳宗元文献目录”等，介绍了国内外柳宗元研究的大致现状。

《柳宗元传论》

《柳宗元传论》

古典文学研究专著。孙昌武著，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记叙、评价了唐代重要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生平、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对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从政治、文学、思想、哲学各个侧面作透视考察，深刻研究了柳宗元在当时所接触的社会实际和柳宗元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内容广博，立论新颖。柳宗元一生耳闻目睹社会动乱和腐败政治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思想上重视“生人之意”，关心“生人之患”，以“遂人之欲”为政治理想。书中指出，柳宗元的思想渊源是师承了唐代思想家啖(助)、赵(匡)、陆(质)《春秋》学派的观点，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这种要积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观点，正是柳宗元参与王叔文集团，从事“永贞革新”的政治理论基础。书中对柳宗元卓越的文学成就作了充分阐述。柳氏在明代以后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被看成是写“古文”写作的典范，在杂文，寓言、山水游记等多种文学样式方面，对中华文化有独特的杰出贡献。书中总结柳宗元杂文的艺术特点为：“就事论理，立意出奇，构思新颖，讽刺笔法，行文峻洁”，所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他的散文创作中最富于艺术独创性的一个部分，生动表达了对自然美的崭新感受，丰富了描绘自然山水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千余年来关于柳宗元的毁誉评价，书中认为柳宗元生活在儒家思想作为正统统治时代里，他自然确立了尧、舜、孔子之道为自己思想的核心，但他又处于佛教唯心主义猖獗的思想思潮中，因而深受佛教的影响。柳宗元冲破了传统儒学的限制，从诸子学说中得到有益的借鉴，站在时代的前列，反映现实的一些本质矛盾，提出了历史进步的要求，终于对他的时代，以至整个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该书附有《建国以来柳宗元研究重要论文目录》和《当代日本研究柳宗元文献目录》。

柳宗元传论

孙昌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82年版。本书系统全面地评介了柳宗元的创作生涯和文学业绩。它的最大特色是把柳宗元这样一个集文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于一身的特殊人物放到唐代文学史、思想史和政治史中加以研究，从文学、哲学、历史各个侧面作透视考察 。著者按文学体裁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柳宗元运用的杂文、山水记、寓言、诗歌、辞赋、小说这些文学样式，着重分析了他在山水记和寓言方面的杰出成就和特征。著者还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提出了许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见解。如关于柳诗，传统看法多将之划入高闲旷逸一派。著者从诗人的经历出发，指出柳诗表面上有简淡高闲的气象，而内在的感情却非常深厚，激情和忧思常流露在文字之外。这使他抒写高闲旷逸之意如陶渊明，而感慨更加深挚；表现超世嫉俗之趣如谢灵运，却更真诚而少矫饰。这样的分析较前人更加准确、缜密。关于柳宗元的思想渊源问题，著者深入研究了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指出这一学派用“会通”方法空言说经，具有大胆怀疑精神。柳宗元正是师承了这一学派的观点，以确立做为他的世界观的基础的“大中之道”。它不但成为柳宗元理论研究的指导，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他立身行事的准则，后来还成为“永贞革新”的政治理论基础。这些意见发前人所未发。再如关于柳宗元崇佛问题，著者指出它不同于王维的佞佛逃世，也异于白居易信佛中寓“独善之志”，而是有其统合儒释，以释济儒的独特的内容的。著者还进一步阐述了天台宗对柳宗元的影响，从柳宗元哲学思想中关于世界本体认识的不彻底性这方面分析了他作了宗教唯心主义的俘虏的原因。只是书中对佛教一棒打杀，似乎缺乏冷静。此外，在材料搜集上尚不无疏漏，不过这只是大醇小疵。它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一部内容赡博、立论清新之作。

《柳宗元传论》

孙昌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部著作是近年来出版的系统研究柳宗元及其作品的新成果，共分十二章。在“生长在积衰动乱的年代”、“树立‘辅时及物’之志”、“参加‘永贞革新’”、“拘囚十年，待罪南荒”、“终生沦落、遗惠一方”等几章里，作者重点介绍了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和他政治上的坎坷经历；在其他一些篇章里，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和思想，介绍了他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如“创作‘褒贬讽谕’之文”一章，作者指出柳宗元走入社会的贞元中年，正是唐代文坛上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即新兴的“古文”与流行的骈文激烈搏斗并不断扩大自己阵地的时期。柳宗元学文章，开始是写骈体文字的，后来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转而学习“古文”。同时，他在参与政治斗争、接触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认识到那种“务辞采，夸声音”的“无用之文”，是不能有效地表达“辅时及物”的现实内容的，因此与韩愈比较，他更能把文体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从现实斗争的实际出发来解决文体问题。他的《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辩侵伐论》等都表现了这种倾向。在“倡导‘古文运动’”一章里，作者指出柳宗元在做朝官期间，已经自觉地写作“辅时及物”、“褒贬讽谕”之文，在“古文”的写作实践上做出了许多成绩，并提出了关于写作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看法，贬官以后，他被迫离开了政治斗争舞台，远离政争，就有可能穷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还奖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论文八书。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在“光辉的文学业绩”一章里，作者概述了柳宗元的创作成就，指出在传统文学批评中，柳宗元被看成是“古文”家，明代以后，他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被看成是写“古文”的典范。在柳宗元的文章中，占有较大比例的是杂文、寓言和山水记。他的杂文与那些哲学、政治、历史论文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也较大；柳宗元的山水记，是他散文创作中具有高度艺术技巧和最富于艺术独创性的一个部分。他的著名的“永州八记”等作品，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描绘自然山水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的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做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柳宗元汲取了诸子寓言的传统，借鉴了六朝以来的小说和杂文的写作技巧，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深刻、概括性强而又形象鲜明、情节生动的富有独创性的寓言文，这是柳宗元在散文发展上的一个贡献。最后，作者在“柳宗元评价问题”一章里，就柳宗元的思想倾向及其与创作的关系、柳宗元的政治态度、柳宗元诗文本身的评价与继承等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指出了目前柳宗元研究中还存着的问题，如柳宗元文集一直没有一个理想的版本，与此相联系的是，柳宗元作品的注释存在许多错漏；另外，对柳宗元生平事迹，还缺乏细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