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救国

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救国救民主要途径的思想。陈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宣称： 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续富国策·劝工强国说》)。20世纪初，张謇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 实业救国论经张謇提倡而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康有为在1905年即把振兴实业、讲求物质说成是“救国至急之方”，攻击革命派的“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是“毒溺中国之药”(《物质救国论》)。1910年，清政府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梁启超仍竭力宣扬只有振兴实业才能救国救亡的论调。辛亥革命后，一些敌视资产阶级革命的人物又提出舍政治而谋生计的口号。梁启超还以实业救国论作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理论根据。认为要使资本家振兴实业、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是完全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对实业救国论有所批评。孙中山正确地认识到在清朝反动政权下不可能靠振兴实业来救国，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推翻清朝，才能为振兴实业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但又认为民国建立后即可使产业勃兴，表明他对北洋军阀篡夺政权的危险缺乏认识。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有鼓吹实业救国论者，其中一部分人是以此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但多数则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