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医疗卫生

河北省在历史上名医辈出。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221年)医学家扁鹊 （秦越人）系渤海郡州 （今河北省任丘市人），他反对巫术治病，首创脉学，确立了 “望、闻、问、切”诊法，著有 《扁鹊内经》、《外经》等，对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汉时期，今河北省境内已有金银医针、灌药银壶、医工盆等医学器具。北魏太和年间 (公元477—499年)，太医令李修（今馆陶人）邀集名医在东宫撰著《药方》百余卷，流行于世，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隋唐时期涌现不少名医，医学著作达30余种，其中宋侠著《四海类聚方》，张杲著《张杲伤寒论》较为有名。宋代不仅出现了内、儿科专著，而且提出 “古方今病，不相能也” 的革新主张； 对咽喉病始施手术治疗，并施全身麻醉。宋代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祁州 （今安国县）建立药市。
金元时期，河北医学学术气氛空前浓厚，出现了以易水（今易县）张之素为创始人的易水学派，成为中国北方的医学中心。“金元四大家” 中河北占二家，即金代河间 （今河间市）刘完素和真定 （今正定县）李东垣。刘完素留世著作有《素问要旨》、《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伤寒直格》、《医方精要》等； 李东垣继承和发展了易水学派，著有《脾胃论》、《医学发明》、《内外伤辨惑论》、《杂病方论》等。元代，易水学派名医赵州 （今赵县）王好古著《阴症略例》、《金垒元戎》、《伤寒辨惑论》等，创立了 “阴症学说”。藁城（今藁城市）罗天益著《卫生宝鉴》传世久远。据初步统计，金元时期医学著作达50余种。
明代，河北有从业中医药人员500余人，地方设医官，称“医学”，府设正科，州设典科，县设训科，始有掌管卫生行政和医学教育事宜之机构。各府州县设有惠民药房。据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年)《永平府志》记载： 明洪武年间 (1368—1398年)，永平府（今卢龙县）设医学正科，在昌黎、抚宁、临榆 （今秦皇岛山海关区）设医学训科。
清代初期，卫生行政机构仍沿明制，府州县也设医学。从业中医药人员有所增加。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玉田县王清任在北京行医，开设医学馆——“知一堂”，清道光十年 (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为人体解剖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清道光二十年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伴随西方文化侵略，天主教、基督教在全省开始传播，西医西药随之传入河北，始有诊所、医院萌生。清同治六年 (1867年)天主教在献县开设仁慈医院，系省内最早的医院之一。嗣后，以西方传教士为主的外国人相继在正定、保定、邢台、张家口、唐山、沧州、卢龙等地建立教会医院。医科学校亦随西医传入而建立，清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设北洋卫生局和北洋防疫局。
辛亥革命 (1911年)以后，由于推行 “新政”，卫生行政机构附属于警政部门，民国17年 (1928年)7月，河北省政府成立，始有全省统一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此期，虽有机构但无积极管理，虽有少量卫生法规亦未认真实行。据民国26年 (1937年)统计，有教会医疗机构38所，一些西医和个别中医纷纷兴建医院、诊所，民国政府也在一些市、县建立了一批公立医院。随着公立、私立医院的创办，诊疗水平也有一定提高，特别是外科学，在30年代中期已能施行胆囊、肾脏、开颅手术等。西医发展的同时，中医遭受政府迫害，民国18年 (1929年)，北洋政府通过《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使中医药濒临绝境。然而，省内一些有识之士，探讨中医西医汇通之途径，盐山张锡纯在民国8年 (1919年)出版《医学衷中参西录》，开创国内中西医结合之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绝大部分地方沦陷，日伪在省会保定成立河北省卫生事务局，置地方卫生事业于不顾，专为日本侵略军效劳。日寇为侵华战争的需要，在河北一带也建立了一些“医院” 和“医学院”。日伪在河北省实行毒化政策，人民备受毒害，据132个县统计，吸服鸦片烟毒者达80万之众。鼠疫、霍乱、天花、伤寒、疟疾、黑热病等传染病严重流行，伪政权不闻不问，河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积极创办医院，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服务。援华抗日的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带来了先进的医学技术和卫生管理经验，为抗日根据地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接管河北省城保定市，成立河北省政府卫生处，曾制定了一些单项法规，但大多未能执行，全省卫生状况和人民健康水平毫无改善。据民国38年 (1949年)初统计，城乡居民死亡率为2%，婴儿死亡率20%，孕产妇死亡率0.7%，人均平均寿命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