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统计法与唐诗

在西方，有人曾用意象统计法研究马洛、莎士比亚、密尔顿等剧作家和诗人，后来这一方法扩展到了唐诗研究领域。
美国学者伯顿·华生在《中国抒情风格》(1971，纽约)一书中，以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为抽样本，统计了其中自然意象出现的次数。统计结果如下：
天气意象：风，115；云，89；雨，52；雪，32；霭，29；露，23；霜，13；风，7；雾，6。
山的意象：山，150；山与风共用，115；石，23；峡与谷，21。
水的意象：河，81；水，79；海，36；浪，29；泉，18，潮与池，17。
天体意象：月，96；天，76；日，72；星，13；河汉，8；北斗，4。
树木意象：木(包括“树”),51；柳，29；松，24；竹，12；桃，10；桑，7；柏，6；枫，6；桂，5；梨，5；梅，4。
花卉意象：花，87；芙蓉，9；莲，4；兰，3；菊，3。
草的意象：草，42；蓬，8；苔，6。
鸟兽意象：鸟，31；雁，23；凤凰，13；鹤，6；鸳鸯，5；麟，5；莺（鹂）,5；燕，5；鸥，4；鹭，4。
论者说，从《诗经》、《楚辞》直到唐代诗歌，其意象的概括程度逐渐加强。例如，上表中的后四类(前四类的总称、特称不易区分)，总称意象“木”、“花”、“草”、“鸟”的出现次数都相当多。这意味着，唐代诗人写景，多少是在粗线条地勾勒自然风光，并非以细腻的笔触描绘。诗人的兴趣，与其说是呈现在眼前的景物，倒不如说是约定俗成的比喻和象征。譬如说，松柏四季长春，象征长寿和高风亮节；杨柳沿河川、道路滋生，那嫩绿的柔枝、蓬飞的花絮，为诗行添加着春意，另外折杨柳还是送别的意象。……从统计结果看，那些缺乏传统喻义的自然意象相对地少，甚至根本没有，尽管它们也能以种种风姿装点自然界。
美国批评家温姆塞特曾经区分过词语具体性的三种风格：
1、抽象的（亦即不很特定的用语），例如“工具”；
2、具体的（亦即特定的用语），例如“铲子”；
3、高度具体的(亦即详细的、极为特定的用语)，例如“生锈的花园铲子”。(《语言的相貌》)
这一区分自然也可用于意象具体性的研究。香港学者郑树森在《“具体性”与唐诗的自然意象》(载于《新亚学术集刊》第1期)一文中，正是根据温氏的意见，对叶维廉的英译《王维诗选》里的自然意象，作了更为细致的统计的。他仍然分作八类，如其中“树木意象”和“山的意象”：

树木	有修	无修	总数
意象	饰语	饰语
木	15		15
松	2	4	6
柳	2	3	5
竹	1	4	5
桃		3	3
桑		2	2

……

	(24)	(21)	(45)
山的	有修	无修	总数
意象	饰语	饰语
山	11	16	27
峰	2	1	3
谷		4	4
石	2		2
野	1	1	2
川	1		1
堤	1		1
漠	1		1
	(19)	(22)	(41)

八类意象之中，多数是带修饰语的意象，总平均占60%。论者总结说：“唐诗自然意象的具体性，几可说是游移在温氏所分的第二及第三层次之间。”他还比较了唐诗与英诗（华滋华斯）的意象，认为前者只能略加修饰，后者则可累加很多，是“高度具体的”。因此，“唐代写景诗（王维）的具体性，……不可能产生华滋华斯的山水诗那种整体意象的特定性。换言之，中英诗歌意象的具体性，可以同属于第三层次，但一首唐代写景诗，在给读者的全面印象上，则倾向于一般性。”
美国学者詹玛丽(Marie Chan，译音)在《岑参的边塞诗》(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98卷)一文中，对九十首边塞诗（不完全是岑诗）也作了意象统计，种类有季节、时辰、衰亡、地貌、天气、禽鸟、植物、戎马生活、军旅乐器等。她就统计结果分析说，读者可能期望诗人写边塞的特色，如那儿的严冬酷夏，罕见的动植物等等，但诗人仍在传统背景（如悲秋之夜）上打圈子。除了浩瀚的沙漠以及诸如烽火、羽檄、铜钲之类的干戈意象外，很少有与描写中原全然不同的意象。这些边塞诗中，只是战事的描写加强了。她又说，从基本技法上看，边塞诗和山水诗也是陈陈相因的。风景是人类感情的外在表现，泼墨似的秋色和季节已阑、白昼将尽常常交织在一起，借以有力地表达人类的衰老与死亡。
应该指出，抽样本是统计的基础，其有无代表性，会直接影响到统计的结果。另外，这种方法或多或少地割裂了意象与语境的联系，有时看不出诗人选取和运用意象的匠心。但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研究比兴手法之演进、意象之具体性以及边塞诗与山水诗之关系的新角度，由此可以发现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某些隐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