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58—1977年

1. 设立人民公社信用部。1958年9月，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原银行营业所改为公社信用部，按生产大队将原信用社改为信用分部，按生产小队成立服务站。同年12月，信用社全部并入人民公社信用部。1959年7月，在将银行营业所收回的同时，信用分部实行独立核算，其性质和任务相当于公社化以前的信用社。在管理区和公社信用部（即银行营业所）双重领导下开展业务。信用社被并入信用部后，干部大批被抽调，业务开展差，亏损增加。到1960年底，信用分部专职干部仅4 857人，较1958年减少25%，有16.2%的干部被长期抽调搞其他工作。1960年底，社员储蓄3 249万元，较上年减少20%，全年发放贷款5 014万元，较上年减少18%。1960年，全省有70. 6%的信用分部出现亏损，亏损额达127万元。
2. 恢复信用社。1961年三四月间，浙江省人民银行着手调查恢复信用社问题，拟就《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条例 （草案）》，开展恢复信用社试点。1961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转了中共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人民银行党组《关于迅速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报告》，下发各地研究试行。之后，各地根据文件的要求，从点到面恢复信用社。到1961年底，全省信用社基本得到恢复，并初见成效。信用社专职干部增加1 500多人；年末社员储蓄余额6 490万元，发放个人贷款1 100万元，均比上年增加1倍；全省盈余社从上年的984个增加到2 126个，盈余金额329万元，较上年增加4倍多； 亏损金额从上年的127万元，减少到45万元。
3. 支持贫下中农。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几年中，农村信用社对支持集体和社员克服困难、迅速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支持了贫下中农。1963年，全省信用社在银行比上年少放支持款250多万元的情况下，发放社员贷款1 449万元，较上年增加68%。其中用于发展生猪等副业生产的521万元，用于治病、口粮等生活贷款928万元。从1964—1966年的3年中，全省共发放社员贷款8 234万元，代理银行发放灾区口粮贷款700多万元。信用社平均每年发放的社员贷款，较前3年增加1. 45倍。历年的贷款，90%左右是帮助贫下中农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
4. 贫下中农管理信用社。“文化大革命”中，浙江各地不少信用社主任、副主任、会计也受到冲击，信用社业务受到严重影响。1967—1969年的3年中，社员储蓄下降38%; 贷款发放数较前3年平均数减少16. 7%，到1969年，全省有近半数的信用社发生了亏损，亏损金额平均每年达116万元，比前3年平均数增加78%。1969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发了九省、市信用社“斗批改”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实行贫下中农管理，是信用社改革的关键。浙江省财政金融局转发了这个《纪要》，并于1970年6月在淳安县召开了“学闾庄、赶唐村、深入开展信用社斗批改群众运动的座谈会”，在全省普遍推行信用社“贫管”，以取代原来的各级民主管理组织，违背了信用合作工作的宗旨，对信用社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1972、1973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时期，对信用社的领导工作有了重新加强。1973年，全省有52个县建立了由县银行统一管理信用社干部的制度，各地银行共配备了152名专职会计辅导员，有的县还建立了区、社（站）会计辅导网，对信用社开展财务辅导活动。在财务分配上，从1969年起按股金总额的3%和不超过当年盈余的30%进行股金分红。对信用社1970年以前的亏损，全省分三批由银行补贴了451.35万元，使信用社开始恢复了元气。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虽然出现曲折，但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浙江的信用事业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全省信用社存款余额从1966年底的2.21亿元增至1976年的6.15亿元，增长178%；累计发放贷款(缺1969年数据)6.96亿元。其中发放集体农业贷款3.74亿元，特别是在1971年后的六年中，发放了社队企业贷款2.08亿元，支持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