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治通鉴——与聂崇歧、王崇武两先生商榷

陈千钧撰。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通鉴》成书年代为元丰七年十二月而非聂文所说“十一月”。所采杂史种类三百二十二种而非聂王所说二百二十二种。聂、王两文对《通鉴》的评价持保守态度，既不敢除其糟粕，又不敢肯定其精华，因而不能正确继承古代文化遗产。《通鉴》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北宋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活字版的发明及文化思想的活跃为《通鉴》的产生提供了必要前提。同时，宋人嗜史风气及统治阶级内部对变法的争辩也必然促使司马光通过《通鉴》的论述为斗争工具。由此，《通鉴》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第一部中国编年通史。司马光采用的“考异法”不仅使史实更为信实、生动，而且在整齐、合理方面比之旧史又前进了一步。《通鉴》不论在体裁上，史料取舍上，还是在编写信实方面，都使中国史籍达到了更完美更可信的水平。它的修成在中国史籍上具有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