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於禮文制度亦甚疏略】
或引朱子語類諸説詆孟子於禮文制度亦甚疏略，蓋謂喪禮、經界、班爵禄之類也。夫以孔子之聖，生於衰周之後，於夏殷之禮猶不能徵焉，而況孟子生於孔子百有餘年之後，成周典章殘缺殆盡，則孟子又安所考證而盡合乎先王之制耶？是故於喪禮則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於經界則歷言三代之制，而終則引大田之詩，而曰‘雖周亦助也’；於班禄則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軻也嘗聞其略矣’。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曰，‘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次）〔小〕國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四）〔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此只就大綱説去，而未及乎其微細節目。然大綱既立，則其微細節目又當隨舉。而先儒所謂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道者，其此之謂也歟？
嗚呼！若使當時諸侯遵用其道而‘為政於天下’，則吾知其夏典、殷謨、成周之政無不畢講，而宋魯齊晉故府所藏先王之典籍寄在殘編斷簡之遺者，想必有可徵者，而就而損益折衷焉，則尚何疏略之可言哉！且其言曰‘吾嘗聞之矣’，又曰‘聞其略矣’，蓋孟子有所從聞，而後之人莫之或信者，何也？又引語類所疑公侯五百里、四百里及魯七百里之説以窮孟子，然周禮多因戰國時姦人僞冒增加者，而抑因春秋、戰國時諸侯既去害己之籍，而增其利己之文邪？又引語類所疑春秋傳管仲對楚人之問，以難孟子。然仲之言曰‘五侯九伯，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又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此盡禹貢青州之域，而大於豐鎬畿甸之地矣。此亦桓公、管仲誇楚之言，而意青州之域仍有侯者五、伯者九，而太公為方伯，兼統一州之政耶？又春秋傳子産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又引語類疑子産遠引夏殷之禮以折晉人，然趙文子、叔向皆當時之博聞者，以為‘其辭順，犯順不祥’。若使子産遠引茫昧不可知之禮，以為一時口給之資，則何以折服晉人？而雖折服晉人，而能折服趙文子、叔向之倫耶？論語曰，如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周公之封於魯，〔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百里，固先王之制，而孟子屢屢言之。然孟子又曰‘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千乘乃天子之地，十之一也；百乘乃諸侯之地，十之一也。千乘之賦非百里之地所可辦也，百乘亦非百邑之地所可辦也。豈以百里為公侯食采之邑，而以旁邑附庸之地為其服役臣屬，若魯之顓臾、須句、費、鄫、郕、郈之屬而成千乘之賦，而卿大夫受地視附庸而為百乘之家，若齊之國高、魯之三桓、晉之六卿之類耶？若曰七百里，則為半天子之圻，五百里，則為四之一，封國之大，與漢無異，而尾大難掉，不待晉楚之興，而請隧、問鼎之患四面而至矣。吾故曰周禮固姦人之所僞冒，而後世諸侯之所增損也。又引語類疑孟子對滕文公‘為政’之問，曰‘滕折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為善國。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與孟子平日‘王不待大’之語不同，蓋以湯文七十里、百里之説之謂也。然湯文之初發迹也，與文公異矣。商祖於契，世不忘修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周祖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子孫守其基業有所憑藉。而滕自叔繡始封，至于文公，八百有餘年矣，僅僅延延，不能自振，介於齊楚二大國之郊，壤地褊小，不能當齊楚之一小縣。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假使文公有湯文之德而以孟子輔之，亦無奈二國何，況文公乎？若乃湯文之興也，固與文公異，雖曰七十里、百里云，而當時諸侯之國亦無過於七十里、百里，力均勢等，而以德臨之，天下之歸之，固其所也。齊秦韓魏楚趙之屬，豈可以文德懷之乎？以武力服之乎？孟子之意，特因當時諸侯不行仁政而殘民，以求逞其志而不可得者言爾，非以滕之區區而必行王者之政於天下也。又引語類‘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語，疑一代之興，輒更其制度，移其疆界，徙其廬舍，令天下之民騷然煩勞。其時改更之意今不可知，而意大禹既平水土之後，又復疆理土田，以五十畝為貢。太康以後，夏道陵夷，諸侯自相侵伐，九服紊亂，經界之漫從可知矣。成湯肇造區夏，修其已墜之典，疆其既廢之田，以七十畝為助。武乙以後，商業廢壞，諸侯叛亂，經界復壞。文武克正萬方，返商舊政，以百畝為徹。蓋三王之政因時制宜，順民心而裕民生而已矣，何‘騷然煩勞’之患之有哉？蓋虞夏之際，水土始平，風氣醇和，地力含蓄，地雖未廣而所收尚多，民俗純朴，費用未煩，五十畝之田足以供一家之産。及至夏商之際，風氣日開，地力漸耗，民俗寖靡而費用益廣，故增之為七十畝之制。降乎殷周之際，風氣漸衰，地力已泄，民俗彌文，費用畢具，故增之為百畝之制。此皆先王因時制宜，順民心而裕民生而已矣。且朱子嘗疑夏商周之改革田制終未免煩擾，意夏商以來，田政皆為百畝之制。而今關西平壤府即箕子舊都也，其田制遺址宛然不紊，至今數千百年之間莫之敢壞，而其中實為七十畝。箕子殷人也，以殷人而行殷政，固其宜矣。孟子之言於是有徵，而夏后氏之制亦可推此而知之矣，恨不使朱子親履其地而有所考証也。夫以孟子命世亞聖之才，當秦火未爇之前，五帝、三王書籍猶有可考而知者，如舜禹益避位、封象有庳、三聘伊尹、葛伯仇餉、伯夷、太公避紂之事，皆班班可考。後雖有善譚古事者，微孟子必無所取証，況三代田制又治亂沿革之大者耶？且語類所記，因一時講論之語有所記述，而人之知見有淺深，撰録有詳略，或有與後日定論不同者，敢自附於‘願為朱子忠臣’之義，聊誌所疑，以取正於後之君子云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