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伦理思想

理学，亦称“道学”，是宋明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它以伦理为宗旨并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而理学伦理思想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伦理思想，包括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伦理思想和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伦理思想。狭义的理学伦理思想，专指程朱派理学伦理思想。理学伦理思想产生于北宋，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根源。当时，统治阶级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大地主、大官僚肆意兼并土地和盘剥农民，阶级予盾十分尖锐，先后爆发了王小波、李顺、方腊、钟相、杨么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唐末、五代以来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又造成了封建伦常的破坏和道德的败坏，儒、释、道三教并用已经不能维系人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强化伦理纲常和道德名教，禁锢人民思想以防“犯上作乱”，理学伦理思想便应运而生。理学伦理思想的核心来自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程朱理学家都承认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的“道统”，他们通过研究与注释儒家经典，来阐述其伦理思想。同时，又融合了佛教和道家、道教逆来顺受、“禁欲”、“主静”等思想。理学伦理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萌芽于唐代韩愈和李翱，始发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奠基于张载、程颢、程颐、到南宋的朱熹集其大成。韩愈首先举起批判佛、道的旗帜，并提出了“道统说”，力图全面恢复儒家的权威。李翱继承了韩愈的思想，并提出了“复性说”，认为性善而情恶，只有消除情欲，才能恢复善性。这些思想，为理学的产生开了端绪。北宋以后，佛教理论进一步衰落，范仲淹等政治改革家，努力提倡儒家学说；欧阳修等倡导以儒家学说为“本”，主张以儒家的仁义来取代对佛、道的信仰。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崇尚韩愈的“道统说”，进一步排斥佛道，提倡“仁义礼乐为学”(《欧阳文忠集》卷25)。他们的思想以及用注释儒家经典来阐发其思想的形式，揭开了理学伦理思想的序幕。周敦颐继承和发挥了《周易》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吸取了道教和佛教的某些观念，撰写了《太极图说》等重要著作，构造了一个包托自然、社会、人生在内的有机统一体系的图式。他把“诚”看作是纯粹至善的人性和人生的最高原则。为了进入“诚”的道德境界，必须“主静”、“无欲”。他被尊为理学伦理思想的开山祖。邵雍与周敦颐一样，出入于释、老，而反求诸《六经》。周、邵的一些思想后来为二程和朱熹所吸收。张载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传统，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然而，他的伦理思想则是与程朱相通或相近的。他宣扬的“民胞物与”的仁孝思想，关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观点，关于“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说法，受到二程和朱熹的推崇，在理学伦理思想形成中起了奠基作用。程颢、程颐两兄弟是公认的理学伦理思想的奠基者。他们创造了天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初具体系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伦理思想。宣扬了“天理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主敬”、“格物穷理”等一系列伦理观点，从而形成了理学伦理思想的奠基形态，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二程创立的洛学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弟子甚多。谢良佐、游酢、杨时、吕大临为四大弟子。杨时将洛学积极传播于南方，被东南学者奉为“程氏正宗”，影响较大。罗从彦在杨门“独得其传”(《宋元学案·豫章学案》)，而李侗从学罗从彦，朱熹曾师事于他，深受其影响。南宋朱熹是程门四传弟子，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特别是程颐的思想，对北宋以来的理学伦理思想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成为它的集大成者。他亦曾出入佛、道。后专心儒学，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把“太极”之“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并提出了理有层次的理一分殊说；继承与发展了程颐、张载等人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天理”与“人欲”、 “道心”与“人心”、“王道”与“霸道”、“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居敬”与“穷理”等一系列伦理思想，建立了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的理学伦理思想体系。这标志着理学伦理思想的成熟和完成。理学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有：（一）以“理”或“天理”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将儒家伦理原则升华到宇宙本体的高度。程颐说：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 (《遗书》卷2上)，认为这个精神性的“理”是宇宙的本原。朱熹明确指出“理”的实际内容就是三纲五常。其目的是为封建伦理作出哲学论证，加强它的权威性。（二）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其伦理思想的基本纲领。张载首先讨论天理、人欲问题，提出理欲之分。二程极力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进一步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集注》卷5)，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13)。（三）强化“三纲五常”，宣扬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二程说： “仁者，全体；四者(义、礼、智、信)，四支（肢）。”(《遗书》卷2上)朱熹也说：“盖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论语或问》卷1)，仁为本体，“仁包五常”(同上书，卷15)。（四）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张载总结了历史上人性善恶的争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二程赞同张载的观点，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遗书》卷22上)，把伦理学上的人性论问题提到唯心主义本体论高度。朱熹采取了张载和二程的观点，为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纲领和道德修养论提供理论基础。（五）提倡“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道德修养方法。二程和朱熹都主张道德修养首先在持敬，又强调“格物穷理”，以灭除人欲，悟得“天理”，达到“己与理一”的至高道德境界。然而，朱熹的理学伦理思想在南宋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它受到了统治者的沉重打击，史称庆元学禁或庆元党禁。但朱熹的门人继续宣传师说，其门婿黄斡论述了朱熹在理学中确然不拔的领导地位，较有影响的弟子陈淳“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宋元学案·北溪学案》)。南宋末年，真德秀、魏了翁竭力弘扬理学伦理思想，使其逐渐兴盛起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理学伦理思想的价值越来越被封建统治者所认识；到宋理宗时，朝廷终于下诏推崇二程、朱熹，确立了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统治地位。在元朝，理学伦理思想通过理学老儒赵复而北传，姚枢、许衡、郝经、刘因等深受其影响。许衡和刘因为当时“北方两大儒”(《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南方的吴澄，与许衡齐名，人称“南吴北许”。吴、许两人虽都是朱学人物，但又“和会朱陆”，表现出元代理学伦理思想朱、陆合流的特点。明代初年，朱学学者有宋濂、方孝孺、曹端等人，但理论贡献不大。薛瑄和吴与弼都重视道德践履，从不同方面发展了朱熹的伦理思想。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从朱熹理学转向陆九渊心学，为王守仁心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罗钦顺改造了朱熹的理学，是从程朱理学中分化出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全面总结批判了理学伦理思想，后经颜元、戴震的批判，到清中期以后，理学日趋衰落，其颓势已无可挽回。在元、明、清三朝，封建统治阶级都竭力倡导理学伦理思想，它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达六百余年之久。社会影响极大，其余波至今未已。明代中期以前，它起了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明代中期以后，它严重地阻碍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越来越明显。它充分重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反对纵欲，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讲究操守，注重气节；重视家教，以及一些道德教育方法，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