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大革命”和整顿恢复阶段1966—1978年

1966年，福建农村经济建设刚刚从调整中得到恢复， 重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跃进”等“左”的作法有所克服， 政治形势也有好转， 为实现“三五”计划打下了基础。但是不久，“左”的指导思想又一次逐步滋长起来。1966年， 中共中央发布了《5. 16》通知，广大城乡逐步卷入了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当时，在农村推行的“左”的政策主要有：批判按劳分配，搞“政治建队”、“政治评分”；在农田基本建设中重刮“共产风”，搞大兵团作战，无偿调用社队的劳力和物资；在一些地方搞并队，“穷过渡”，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变为生产大队；把自留地、家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进行大批大砍，有的地方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 有的只准社员自留地种自己吃的菜，连番薯和黄豆也不准种；家庭副业受到种种限制，不少地方规定农户饲养的“鸡头、鸭头不得超过人头”，超过了就是搞“资本主义”；限制农民赶墟，很多地方关闭了农村集市贸易， 一些从事农村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社员被批判斗争，有的被戴上资本主义“暴发户”的帽子，受到惩办。这些“左”的错误政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直接冲击主要是在1967—1968年间，揪斗基层社队干部，相当部分社队基层组织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在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战备夺粮”，使农业的多种经营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扩大粮田面积，在以“闽江桔子红”著称的福桔产地闽侯，著名的甘蔗之乡莆田、仙游，香蕉主产区漳州、龙海，纷纷大搞“柑桔让路”、“甘蔗上山”、“香蕉搬家”。福州市郊区的许多社队把大片茉莉花连根拔掉，把鱼塘填平造田，甚至福州西湖公园也要腾出土地扩种粮食作物。不仅大砍经济作物为粮田让路，还挤掉一些乡镇工业搞粮食，连一些有特色、有优势的传统工业也在劫难逃。全国著名瓷都之一的德化县，1970年初搞了一场 “粮瓷之争”的 “大辩论”，借口夺粮，大砍瓷厂。在耕作制度与生产措施方面脱离实际，背离科学，大搞瞎指挥。在山区一些地方劈山填沟，大搞所谓“人造小平原”。1972年仙游县集中全县力量，大干所谓“5199”工程，即集中5个公社1个学校的劳力，平掉99个小山头，大搞人造平原。由于表土丧失，土壤瘠薄，加上干旱无水，既种不上粮食，又造成大量水土流失。与此同时，还不顾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的具体条件，强行推广双季稻，结果劳民伤财，有种无收。在沿海，盲目搞“围海造田”，既种不了粮食作物，又破坏了海涂养殖业生产。在一些较大的江河地带， 还搞“围滩造田”、“围沙造田”，带来了江河淤塞、航运受阻、洪涝灾害加剧， 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等严重后果。
推行上述种种“左”的错误方针、政策、措施，以及强迫命令的瞎指挥，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农村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全省粮食播种面积虽然从1968年的185万公顷猛增到1973年的266万公顷，粮食的总产量也有较大增长，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受到很大损害， 集体经济和社员个体经济收入大大减少，整个农业劳动生产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在这10年里，全省商业部门的农副产品收购量下降，其中生猪1976年收购量197万多头，比1966年下降76万多头；水产品收购量12万吨，比1966年下降15万吨。以经济作物为原料的轻工产品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1976年全省糖的产量从1965年的16.03万吨下降到14.25万吨。在1966—1976年的10年间，农业产值年递增只1%左右。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省进入拨乱反正，整顿秩序的新时期，农村经济逐步开始恢复和发展。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全省全面开展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整顿工作。1977年2月底，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全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部署在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罪行。会议强调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同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作出《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二条），提出加强社队的经营管理，促进社队企业恢复和发展，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增加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