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的“政治革新”

进入80年代，国民党又面临新的危机与挑战。首先，中共的和平统一方针的提出，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给国民党形成巨大压力，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第二，世界民主运动的潮流，特别是韩国全斗焕独裁政权与菲律宾马科斯专制政权的垮台，美国迫使国民党推行美式民主，以维护美国在台湾利益，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益形孤立，更遭受世人的批评与反对。第三，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台湾政治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党外”势力迅速壮大，逐渐凝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国民党面临着执政以来最强大的挑战。第四，随着“中央民意代表”的老化以及“万年国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国民党面临的“法统”危机愈越来越严重。第五，台湾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政治风气腐化颓败，经济成长迟滞，“非常时期”的措施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束缚着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地方自治”陷于空洞，亟待充实。第六，“江南事件”发生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蒋经国仿效其父传位于子的部署落空。面临这一系列新的挑战，国民党所推行的固有政策就不能不有所“变”。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台北召开。大会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的“主要议题案”。蒋经国在会上强调要“以党的革新，来带动行政的革新；以行政的革新，来带动全面革新”，正式提出了“应变时局”的“政治革新”口号。4月，蒋经国指定严家淦等人组成中常委12人小组，主持“革新”方案的研拟工作。不久后，12人小组推出了“革新”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党务革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和“改善社会风气”。
1.“党务革新”
首先是整顿组织。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对国民党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原中常委孙运璇、马纪壮、赵自齐、黄尊秋落选，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四人新任中常委。1987年2月，又对中央党部及台湾省党部、高雄市党部的中层党务人员进行大幅度调整。新调整的中层党务主管，具有年纪轻、学历高、行政经验丰富、省籍均衡的特点。与此同时，对基层区分党部也进行了调整充实。第二，“统一思想”，强调要真心信仰“党”的主义，忠心奉行“党”的政策。在台南、高雄、台北等地分设党务人员训练机构，建立“制度化”的训练体系，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言论著作及蒋经国本人的讲话为教材，编制训练计划，制定训练目标，采取讲课、讨论、社会调查等训练方式“砥砺党德”，力图把国民党内混乱、动荡的思想，统一到“奉行三民主义，坚守反共国策”上来。第三，“提升服务精神”。强调党员“对党和党的事业要勇于奉献牺牲”，提出在各项工作中要“以服务代替领导”，“各项直接关系民众权益的部门，在方法、态度和观念上要做彻底的改革”。第四，“依法治党”。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守法教育”，宣称要使全体党员“体认法律是国家的纲领、社会的规范、生活的准绳，树立法律的尊严，确立人人以守法为荣、违法犯法为耻的观念”。第五，“严格干部考核”。提出由“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督导各级考纪组织考核党员“党性党德、从政党员之工作效绩”。同时精简党务专职干部员额，扩大延用义务干部，延揽专家学者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党务工作。“党务革新”的开展，有利于全面“革新”的推动。
2. 解除“戒严”
1987年6月23日，台“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民党当局为“解除戒严”而提议制定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简称“国安法”) 。台“行政院”随后制定并通过了关于该法的实施细则。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在台湾和澎湖地区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与此同时，“国安法”及其实施细则正式生效。解除戒严的内容有主要六个方面。第一，取消“非常状态”下的部分军法措施，如非现役军人犯罪不再受军法审判而改由普通司法机关审理等。第二，缩小为实施戒严而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职掌范围，原由该部管辖的出入境、山地海防等安全检查业务划归行政警察机关负责。第三，适当放宽出入境限制。从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实行八年的台湾居民出境观光不得以港澳为首站的禁令；以“个案处理”的方式，对过去一律禁止入境的海外“台独”分子的入境限制适当放宽。第四，适度放宽对“民权”的限制。除“紧急危难”情况外，戒严期间“绝对禁止”的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等“民权”予以恢复，同时制定或修订“集会游行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法规，对上述活动加以约束和“规范”。第五，适当开放报禁、书禁。从1988年1月起，允许新报纸办理登记并解除对报纸张数的限制，开放23种外文出版品的进口，出版物的检查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局”共管改为“新闻局”统管。第六，适当缩小山地、海防的管制范围。海岸管制线由过去的1411公里缩短为541公里，山地管制区亦有小幅度的缩小。戒严的解除，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一次极大的削弱，台湾从此进入政治“转型期”。
3. 开放党禁
“党外”势力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后，通过参与选举等活动，力量逐渐恢复和发展，并朝向组织政党的目标推进。1983年9月18日成立“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1984年5月11日，以公职人员为主的“党外”人士组成“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 。1986年3月，“公政会”开始计划成立各地分会。同年9月28日，部分“党外”人士在“公政会”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 的基础上，不顾国民党当局组党的禁令，在台北突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 。面对新党的成立，国民党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一面宣布民进党的成立为“非法”，扬言“依法惩处”，一面又与新成立的反对党民进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沟通和协调。1987年7月，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并同时通过修订在大陆时期颁布的“人民团体组织法”和1980年制定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在恢复民众的结社权、允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团体的同时，又对政治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进行“立法规范”。从此，组党在台湾已“合法化”，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时代过去，多党竞争的时代开始。
4. 充实“中央民意机构”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尾随国民党去台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逐渐凋零，国民党的“法统”危机日益严重。尽管进行了“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但不仅“法统”危机并没有根本解除，而且因改选幅度小，以致台籍人士为的“增额民意代表”长期在“中央民意机构”中居少数地位，“国会”权力一直控制在大陆籍国民党“资深民意代表”手中，导致国民党与“党外”势力、“资深民意代表”与“增额民意代表”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党外”人士和“增额民意代表”强烈要求废止“国代递补”制度，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国民党面对岛内民众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十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即指定专人着手研拟《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方案》。1988年2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该方案。决定，在不设置大陆代表的情况下，定出“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总额，并拟订“自由地区”分阶段扩充的名额，自1988年选举开始实施；对“第一届资深中央民代”，将拟订办法鼓励自愿退职，并给予优厚的“退职金”；“第一届中央民代”因长年卧病或长居国外，不行使职权达一定期限者视为自愿退职；备受争议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出缺递补制”停止。
5.“地方自治法制化”
所谓“地方自治”，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提出来的，并曾在“立法院”二读通过“省县自治通则”。但国民党在台湾一直没有予以实施。台湾“党外”势力和台湾地方人士强烈要求颁布实行“省县自治通则”，并据以制定“省自治法”，特别是反对省主席、直辖市长官派，强烈要求其直接民选，使台湾取得自治地位。这不仅反映了台湾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也反映了台湾本土政治势力与大陆籍官僚集团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国民党面对岛内舆论压力，曾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强固地方自治”，并由中常会12人小组负责研拟工作。1988年2月1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充实地方机构之研究”，提出“地方自治法制化”的定案，决定“省主席”由“行政院”长提名，“省议会”通过后任命。接着又进行台北与高雄两“院辖市”的自治法规研拟。
6. 改善社会风气
主要是改变官僚作风，改善国民党的执政形象，改善国民党与民众的关系。
国民党在实行“政治革新”的同时，还相应对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改革”。如调整贸易体制，继续大幅降低关税税率，解除关税壁垒，逐步开放市场，让外国商品在台湾市场自由竞争；改善投资体制，在侨、外资本直接投资方面放宽限制，开放金融、保险、租赁、服务业、旅游业等方面的外国人投资限制；改善外汇管理体制，逐步放宽外汇管制，开放黄金进口及自由买卖；改善财税政策，财政预算积极支持经济建设活动，财政收支的平衡由“刻板式的年度平衡”改为“长期培养税源”，公债的发行更趋灵活；解除设厂限制，取消民间私人投资的标准，除公用事业外，其余行业均允许私人投资；放宽台资对外投资的限制；全面修订经济法规，严肃法纪，用法制调节控制社会经济的运行。终及目标是加速实行所谓经济“自由化”“国际化”。
国民党推行的“政治革新”，是国民党统治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对此后台湾统治体制和台湾政局，乃至两岸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