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序

宋范开撰。见于《稼轩词甲乙丙丁集》(有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民国陶湘涉园《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等)、《稼轩长短句》(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元大德刊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允吉校点本等)、《稼轩词编年笺注》(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本等)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范开为辛弃疾门人。序中有云：“开久从公游，其残膏剩馥，得所沾焉为多。”唯其如此，序中对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阐扬多为深具会心的中的之论。作者着重评析了辛氏胸襟气魄与创作之间的联系，肯定辛词是陶写辛氏情志的工具。序文开篇即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是盖不容有意于作为，而其发越著见于声音言意之表者，则亦随其所蓄之浅深，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耳。”这是作者全面而又深入地考察辛词后得出的结论，其意谓：词中的“声”与“意”，只是词人的“器”与“志”的反映；“器大”、“志高”，方能做到“声闳”、“意远”。换言之，词作之浅深，完全取决于词人胸中“所蓄之浅深”，任何形式与技巧上的刻意“作为”，都无补于事。而辛氏以轩昂的器宇、阔大的胸襟及超迈的才气发为词章，必然属于“声闳”、“意远”者，足以轧轹古今、蜚声词坛。接着，作者更明确地指出：“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所谓“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正是对前云“器大”、“志高”的最合适的注脚。作者认为，辛氏本无意于填词之道，不过藉以摅写胸臆而已。这实际上是称道辛词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从而进一步光大了词体、提高了词品。如此评说辛词，意味着“词言志”的合法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得到较普遍的确认，至少辛派词人已将“词言志”视为一种时代要求来自觉遵循。叶适《书龙川集后》录有陈亮自评其词之语：“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正与此序同意。作者认为，由于辛氏将词当作言志的工具，所以，“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即善于腾挪变化，以适应言志抒情的需要。这就既概括了辛词的结构特点，又揭示了形成这种结构特点的主体方面的原因。作者还对苏词与辛词的渊源关系及其异同之处进行了辨析。作者认为：“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这就是说，苏、辛词之所以相似，并非后者刻意模仿前者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都生发于词人内心所蓄的豪情逸志，即都是“词言志”的产物。这样，不求其似，亦必相若。作者指出，苏、辛词的另一共同之处是都“得于谈笑之间”，“未尝有作之之意”，即都是其真情至性的自然宣泄，不同于惨淡经营、苦心熔铸之作。至于辛词区别于苏词者，则在于：“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这说明辛词虽以“豪放”为主调，却亦未废婉丽，其风格是多样化的。上述种种见解，都不失深刻。此序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曾经家居于上饶的辛弃疾过目与许可。因此，也许可以说，它正表达与包含了辛弃疾自己的看法。此外，序中还谈到辛词的流传情况，既谓稼轩“挥豪未竟而客争藏去”，又说“近时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赝本”。可知辛词在当时即为人们所珍重而广为流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