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储备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府的中央银行。1941年1月成立于南京。周佛海任总裁。聘请日本人为顾问及职员，该行营业、理事会议、国外汇兑、处理与外国银行的关系等，均需征询顾问同意。1941年1月发行中央储备券，初与法币等价流通，后比价时有变动。陆续在上海、苏州、杭州、汉口、蚌埠、徐州、芜湖、扬州、无锡等地设分支机构。成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中央银行接收。

中央储备银行

1940年12月由汪伪南京政府设立。资本金额1亿元，总行设南京， 各地设分支行处达40处。曾大量发行“中储券”。中储券最初与法币等价， 流通范围限于芜湖以下、杭州以北， 蚌埠以南的长江中下游一带。1942年以后发行范围扩大到整个华中、华南。

中央储备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扶植的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中央银行”。1941年1月6日成立于南京。由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资本总额定为“国币”一亿元，由汪伪政府的“国库”拨出。总行名义上在南京，实际重心在上海，并在杭州、苏州、蚌埠、宁波、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分行。该行成立后，即发行纸币，称“中储券”，取代华兴商业银行的钞票发行权，并逐渐以“中储券”收回“华兴券”。“中储券”的流通区域，限于汪伪政权所属的苏浙皖三省的沦陷区和部分华中、华南地区，不得流通于东北、华北与“蒙疆”地区。还不得采取对日本军用票不利的措施，而且必须对军用票政策加以协助。对于法币采取逐渐取消的所谓“长期作战”的方针，规定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联系，不与日圆联系，中储券和法币可以互相兑换。其目的在于破坏法币信用，套取外汇、掠夺物资和解救其财政困难。中储券开始发行时，遭到各方面的抵制，于是汪伪政府公布《破坏新通货治罪条例》，规定关税、盐税、统税等“中央”税收，一律只收中储券， 日军支出的军费、日商收购物资的资金，都用中储券支付等措施，强制推行。太平洋战争发生后， 日军进驻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法币已很难立足，中储券便乘机大量出笼。事变发生的当月即1941年12月，一个月就发行了8000万元， 占该年全年发行额的1/3。不久又使中储券与法币脱离等价流通，改为中储券以机动比率收兑法币。继又故意紧缩中储券的发行，而把掌握的法币尽量投放出去，造成市场上法币充斥、中储券缺乏的假象，从而把收兑比率压低到50:100，即中储券50元收兑法币100元。1942年5月31日，汪伪政府财政部正式公告，禁止法币流通，持有法币者以2:1的比率兑换中储券。同时，对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法币，亦准备进行全面收兑，同年7月起在广东、厦门，8月起在汉口，9月起在九江、南昌、沙市等地区先后对法币进行收兑。自1943年1月起，禁止上述地区法币的使用、携带、保存和持有。以后该行大量发行中储券，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日伪利用中储券的大量发行，解决汪伪政府的军政费用、驻华中一带日军的军费支出，充作日商收购物资的基金，及时支持汪伪一些统制机构收购物资，以达到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搜刮物资和资源的目的。
中储券从发行日起到日伪垮台时止的四年多时间里，共发行46000多亿元，其中21000多亿元即占发行总额的46.6%是在日本投降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中增发的，主要用于国民政府到上海后的接收需要。该行总发行额为刚发行时的1.03万倍，月期上海物价上涨1.2万倍，对人民生活、社会经济均是严重祸害。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政府加以接收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