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写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所作的调查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毛泽东为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而从事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为撰写此书，毛泽东在较长时期内研究边区经济问题的基础上，系统地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调查和整理。他在这一段时期内，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兼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李富春、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组织部长陈正人、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以及当时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王中等人的书信往来不断，调查、了解了财政和经济建设工作的多方面的情况。诸如：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在致谢觉哉的信中说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1)发展经济；(2)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3 000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3 000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6页)同日，他为研究边区财经问题，致信林伯渠嘱请检寄有关材料。信中说：“前次（在枣园时）你给我之预算表及你的财经意见书，想再看一次，请检寄为盼！再，你的三年计划，我未见到，请检附一份。”8月9日，他又致信谢觉哉说：“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0页)8月19日，毛泽东在致陈正人的信中说：“我要朱理治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不知他抄了一份给高岗和你没有？如未，请向他索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并嘱咐说：“在起草此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4页)8月22日，在致谢觉哉的信中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为强调调查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还在这封信里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6—187页)《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召开之前与会议期间撰写的。就在高干会召开期间，毛泽东还不断地为这部著作收集和补充资料，以丰富这一论著的内容。1942年12月8日夜里，毛泽东写信给南汉宸说：“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3天至多4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12月13日、12月20日，他又两次写信给南汉宸，请他将粮食、税收、金融、贸易四个部分的有关材料以及财政、供给等项的注意之点写好后立即交来。信后还附言：“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0页)直到1943年1月10日，即边区高干会结束前4天，毛泽东还给王中写信，请他继续收集资料。信中说：“我还要整个敌工委的‘1942年的生产总结和1943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般情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1页)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几次让周恩来给他在重庆买些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以便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