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尊王发微

宋初孙复撰。现存12卷。该书直求经书微言大义，重在发挥义理，提出了以“尊王”为本的政治道德思想。认为“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王师败绩于茅戎》)；“生杀之柄，天子所持也”(《王札子杀召伯毛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一切“非礼”行为。还宣扬“妇女祸水论”，要求人们以“文姜乱鲁”等史实为鉴。在治经方面，首开宋代义理之学的先河。有通志堂本等。

春秋尊王发微

宋代以义理解经的著作。现存十二卷(原有《春秋总论》三卷，已佚)。宋孙复著。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青年时未考上进士，退隐泰山，聚徒讲学，世称泰山先生。后奉诏为国子监直讲、迩英殿祗侯，官至殿中丞。其学上承陆淳，与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他们以“仁义忠孝之道发于文章为诸儒倡”，“以仁义礼乐为学”，是宋朝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石介推崇孙复说：“自周以上观之，圣人之穷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观之，贤人之穷者唯泰山明复先生。”(《徂徕先生集》卷十五《与祖择之书》)除《春秋尊王发微》外，孙复还著有《周易口义》，《雎阳子集》，后者已佚，后人搜集遗文，编为《孙明复小集》一卷。
全书阐述《春秋》的“微旨”，就是“尊王”之学。孙复认为，孔子著《春秋》的主要思想，就是正大义名分，反对诸侯专政。“专其笔削，损之益之，以成其大中之法。”他强调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强调天子权力“专而行之”的重要性。他说：“古者诸侯、大夫，冒命于天子，诸侯不得专命。”他指出，春秋时期，卿、大夫、士等有专命专杀之权，“春秋之世，国无大小，其卿、大夫，皆专命之，有罪无罪皆专杀之，其无王也甚矣。”“无王”的表现是，周室东迁之后，诸侯强大，大夫专权，周天子的号令成为一纸空文，西周传统的礼乐制度被破坏殆尽。因此他指出：“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这种“无王”的生活，将沦于禽兽之列，“十年无王，则人道减矣。”
《春秋尊王发微》强调“王者至尊”。第一卷开宗明义解“元年春王正月”，明确地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为了反对“无王”的现象，就必须“尊王”。他认为，“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统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这就是“尊王”的含义。为此就需建立一种以大义名分为标准进行善恶褒贬的体系，“然后大中之法，从而诛赏之”。凡是违反了封建社会等级名分和道德伦理规范的，都要按照一定的褒贬手法，一一宣布其罪状。他还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尊王”的方法，以使诸侯大夫不致无大小尊卑之分而任意破坏传统礼乐制度。
这种正义名分，尊王反霸的要求，实际上是推崇中央集权的封建礼乐制度，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为北宋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依据。
《春秋尊王发微》是以义理解《春秋》的范例，代表了一种新的治经方法，也即自由解经的方法。摆脱汉学繁琐的章句训诂的束缚，着重发挥义理。孙复“不惑于传注”。主张重新训释六经，考其归趋，推阐微义，成为理学的先驱。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指出：“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代表了前人对孙复及胡瑗、石介在理学史地位上的定评。
有通志堂本，吴兎床有影宋抄本。

春秋尊王发微

十二卷。孙复(992—1057)撰。孙复字明复，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宋代著名经学家。孙复曾从宋代著名学者范仲淹受学 (魏泰《东轩笔录》)。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此书。后因通经术而为范仲淹、富弼推荐，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官至殿中丞。孙复病，韩琦言于宋仁宗，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孙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孙复与李觏、胡瑗为后学并称之“三先生”。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著。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 “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著，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榖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榖梁》以名宛为“贬郑伯、 恶与地”，这是贬。而《公》、《榖》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榖》根据日月例， 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著《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