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_022後説

【後説】

孟子一書，要在遏人欲、存天理，而尤嚴於義利之辨。夫義根於天理之正，利究於人欲之私。而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義而計功則利也，利而合宜則義也。蓋嘗推之，理莫邃於易經，而‘利物’‘和義’居四德之成；治莫尚於虞夏，而‘利用’、‘厚生’為九功之敍，利其可少哉？然而世降俗渝，人多好利而忘義，故孔子訓门人始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曾子之徒又極言於大學傳曰‘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三代以前，義利合而為一，利無不義，義無不利；三代以後，義利分而為二，‘君子喻於義’而義有不利，‘小人喻於利’而利便不義，天下靡然趨於功利，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首章深言‘好利’之弊，至於‘不奪不厭^[1]’，而推明仁義之利，謂未有遺君後親。七篇中，如責宋牼、斥陳代、辨舜跖，分桀貊處，皆此意也。其言仁義不過曰制民恒産，使得以仰事俯育，申之以學校之教，使得以‘尊君親上’，用此可以踵殷周之盛，撻晉楚之强。而墨氏之自號利物，實害其仁；楊氏之只知利己，便害其義。至若告不害之‘外義’，認人欲而為天理，‘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是其‘距詖’之功，萬世實賴其利。時君世主，方且目為迂闊，而横議之士，肆然為‘枉尺直尋’之論，卒之亂亡相尋，禍及後世。竊以孟子之説驗之，當今經界不定，税斂無節，而國用益詘，民生益困。苟能公行改量，用什一自賦之法，則王税之入十倍於前規，以此頒禄，以此養兵，富强之業可致於一朝矣。學政廢壞，教導無方，而士習益偷，官材益鮮。若能‘謹庠序之教’，修孝悌之義，則凡民待興，俊傑在位，治化之盛，可臻於三代矣。内政不修，外侮自至，則當念‘用夏變夷’之義，而不可以變於夷也。元氣不振，邪氣易乘，則當念斥邪反經之道，而不可以反其經也。‘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立巖牆之下者，未為知命。此皆今世之所患，而孟子之所戒也。孰有以一部鄒書，朗誦於時人之耳，使知明於義者‘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交征利’者之利未得，而害先至者乎？
余劄此書在辛酉，而伊後二十年餘，世變層生，將無地讀孟子，嘆息而追書之。時甲申孟秋之下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