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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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论史上，赋家最早论赋，恐怕要算司马相如的“赋迹”、“赋心”之论了。

《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论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清人程廷祚对这段赋论评价很高，认为司马相如的“‘心’、‘迹’之论，赋家之准绳也。”(《骚赋论·中》)司马相如的“赋之迹”，指赋体构成。“赋家之心”，指赋作者的精神活动。二者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

赋在形式上有一个鲜明特征，即“铺采摛文”，然而司马相如把丰词丽藻视为赋的唯一构成，就实在偏颇了。司马相如以“赋家之心”来强调赋作者具备博大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对外界人物事件的高度艺术概括力，倒是建立在自己创作经验基础上的确论。

作为一个赋家，其“心”在思念疆域上的驰骋是无限制的，它可以思索万里之外，也可以想象千年之上；它可以把握大千宏观世界、容纳芸芸众生，也可以潜入微观世界，在细小幽微处神游。正像清人刘熙载在其《艺概·赋概》中说：“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不过，司马相如认为“赋家之心”“斯乃得之于内”，即赋家的构思、想象等纯属主观思维的产物，这样就又一头栽入主观唯心论的泥坑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