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保障

在中国农村基层社区单纯依靠集体经济力量来满足社区成员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保障方式。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后，农民的生、老、病、死就基本上依靠集体经济力量来给予保障。即使是因年老残疾、体弱多病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也可以通过由集体分派其力所能及的轻活，同样记工分，同样参加年终分配，直至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由其家庭负起赡养的责任，同时部分集体还给予一定的支助。这样，其基本生活需求就有了水平虽然不高但切实可靠的保障。对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则由集体实行“五保”供给制度，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保教）”。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使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保障等保障制度在农村基层都通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途径来贯彻实行。60年代初颁布执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使上述集体保障体制走向制度化。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中国农村又普遍实行了主要由集体经济负担经费开支的合作医疗制度，并借助文化大革命的推动风行一时。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一些富裕的农村地区仿照城市职工退休制度，开始实行完全由集体经济负担的农民退休养老制度。农村的集体保障制度与当时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是相统一、相适应的，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以 “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在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集体经济趋于瓦解，集体保障也难以为继，农民又退回到依靠土地和家庭的传统保障方式。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经济进一步繁荣，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在民政部门的倡导下，通过乡镇统筹统支的方式，使对农村孤寡老人的五保供养和对优抚对象的群众优待等集体保障项目坚持下来了。更有一些富裕的乡镇或村，受城市职工福利制度的影响，办起了吃、穿、住、用、行和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乃至代交各种税费无所不包的集体福利制度。
在今天，完全依赖农村基层社区集体经济力量搞大包大揽的集体保障可以说是平均主义 “大锅饭”的一种表现，是50年代颇为盛行的 “一大二公”、“共产风” 的思想残余。它所模仿的正是城市职工福利保险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也难以抵御人口老龄化“白发浪潮”的冲击，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结果必然是难以为继。因此在建立新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加以引导，其中合理的部分可以保留，即农村基层社区的集体经济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一根支柱，同时也应该强调农民个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包括个人交纳一部分社会保障费用和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形成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