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戴维·韦理1889—1966Arthur DavidWaley或译威勒、维利、韦利、魏礼

是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诗人、东方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绘画史、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而成绩斐然的学者，中国古典诗歌之权威翻译者，精通汉文、满文、蒙文、梵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文种。他青年时代受教于拉格比市立学校，1906年入剑桥皇家学院学习古典文学、获剑桥皇家学院特别研究生学位。学院毕业后，他曾短期到英国部队服务，亦曾应叔父之请，准备随叔父经营商业，但因兴趣不合，经商未成。1912年，他考入英国博物院工作，又入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习，获该院特别研究生学位，随后担任英国博物院东方版画与绘画部副部长，1930年以后任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讲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务于英国情报局。战后，他专心致力于写作、翻译及研究，获阿伯丁法学博士学位，为不列颠学会会员。1952年，被授于高级英帝国勋位爵士；1953年，获牛津文学博士学位，并荣获牛津皇家诗学奖章；1956年，荣获英国骑兵大尉称号。
韦理的第一本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集《中国古诗选译》，是1916年由洛兄弟私人出资在伦敦西部海伊霍尔本印刷的。此书包括屈原《国殇》，汉武帝《秋风辞》，曹植《七步诗》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诗作共52首，它虽然仅仅有16页篇幅，且为非正式出版物，但它在英国学界和读者中却引起极大反响。1917年11月15日出版的《文学拾遗》(Liter-ary Supplement)杂志刊载一篇书评，把韦理的中国古诗的译作赞誉为“一颗新的卫星”。弗赖伊敦促康斯特布尔出版有限公司应该重视这篇评述文章，不久韦理编译的《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即由伦敦康斯特布尔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韦理的《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与美国新诗运动领导人庞德的以唐诗为主的汉诗译本《神州集》一起，成为推动本世纪兴起的美国新诗运动之典范。
从1918年至1966年，在这半个世纪中，韦理正式发表和出版的著作和译著共有250余种，其中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关于中国诗文方面的有：《易经》的翻译与研究，《诗经》的翻译与研究，《楚辞》的翻译与研究，大量的唐诗翻译及关于李白、白居易的专题研究等。
韦理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有很高的造诣，并且是研究李白和白居易的专家。他得以成名的译著《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分作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唐代诗人陈子昂、王绩、元结、曹松等人的作品，第二部分全部为白居易诗，共59首。《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旧版及1962年新版，书前均附有韦理所作《翻译方法》一文，文中详细论述了他的选择标准和译诗原则。他说，他所选的诗歌作品是具有代表性的，可以代表中国各个时期诗歌的特点；他的翻译方法是根据原文逐字逐句直译，而不是意译。他认为，诗的意象反映诗人的灵魂，翻译者不可加入自己的想象或者变动原诗的内容，意译不能算是真正的翻译。至于诗韵，他坚持不用英语诗歌的押韵形式，而采用不押韵的散体形式，因为他认为如勉强凑韵势必损害原文，他主张诗的韵律要通过每行译文的抑扬顿挫自然体现出来，从而与散文相区别。韦理自信他的具有韵律的译作逼肖原诗，又明白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能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即使译文中出现一些小的错误，也不会妨碍全诗意境的完整性。由此可知韦理对译诗的认真态度及其译作之特点。
韦理的译著《诗人李白》，1919年由伦敦东方与西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书中共译李白诗23首，书前附有《导论》、《李白的生平》及译诗说明。1958年，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他的《李白的诗歌与生平：701—762年》，书中按写作的时间先后选择李白诗作，同时论述李白的生平，还较详细地论述了唐代的社会以及与李白同时期的许多著名诗人的情况。《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是韦理的一部学术性译著，内容主要是以白居易的诗文译介贯穿起来的。全书共分十四章，也是韦理多年研究白居易的一部力作。韦理在《序言》中说明，他为撰写此书阅读过大量资料，如四部丛刊影印日本那波道园翻宋本《白氏长庆集》、清代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全唐文》、《全唐诗》、伯希和编2492号白氏作品最早抄本诗17首、《唐文粹》所收白氏作品及李商隐撰《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文苑英华》所收白氏作品及白氏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旧唐书·白居易传》，以及白居易作品日译文和各种文字的有关白居易的论著等。他还说：“这部书只是白氏生平的概括介绍，不是全传。书中选用的白氏作品，诗文各占一半。有关白氏的传记资料并不缺乏，我的困难是要从庞杂的资料中把有关传记的部分选择出来，同时为这部书确定一个长短适当的篇幅。为了不使读者陷入众多的人物关系之中，使书的内容清楚易读，我把一些枝节性的人物省略了。”“我不打算叙述许多复杂的政治事件，只简要提供当时的社会背景。”“我对白氏生平的了解和论述主要依据白氏自己的作品，包括诗歌与散文。白氏的诗文大部分有年代可考，因为白氏比其他作家更喜欢在自己作品的题目或‘小序’中注明写作的时间。所以，我选用的作品，都能够断定它们的确切年代。”又说：“我在书中很简略地探讨了白氏与佛教的关系，我以为白氏作品的确可以作为了解唐代佛教史的资料来源之一。”此书附录的资料有李商隐撰《墓碑铭》、白居易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之译文，以及白居易世系谱等，于此可见韦理研究白居易之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