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的历史

历史上，在战争中传染病所引起的非战斗减员常大大超过战斗减员，严重地影响军事行动。公元571年，由于天花流行，曾使包围麦加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全军覆没。企图人为制造传染病流行来征服对方，以求战争胜利的思想早已产生，而且一些军事家曾付诸实施。1346年，鞑靼人围攻黑海港口卡法时，久攻不下，当时正值鼠疫流行，鞑靼人把鼠疫引入城内，造成了鼠疫流行，终于迫使守军乘船逃亡。1793年，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军司令曾派人将天花病人用过的毛毯和手帕送给当地印地安人领袖，结果在印地安人中引起天花流行，从而占领了大片印地安人的土地。但这仅是把致病微生物用来攻击对方的初步尝试。系统地研制生物武器，还是在微生物学发展到较高水平以后才开始的。
生物武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廿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研制者是当时最富侵略性的德意志帝国。战剂仅限于少数几种细菌，如：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和鼠疫杆菌等。生产规模很小，施放方法很简单，主要由特务潜入对方，把装在小瓶中的细菌培养物秘密污染水源、食物或饲料。1915年俄国反间谍机关曾在彼得堡捕获一名带有鼠疫杆菌培养物的德国间谍。1917年，德国间谍曾在美索布达米亚用马鼻疽杆菌感染协约国从中东购买的4,500头骡子。这些撒布生物战剂的尝试虽然并未对战争造成重大影响，但却引起人们对生物武器的重视，认为在今后战争中有可能成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四十多个国家（包括我国）同意或批准1925年日内瓦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的议定书。我国于1929年8月同意了该议定书，1952年7月新中国政府重申在相互遵守的条件下承认该议定书。至1972年为止，全世界已有89个国家正式承认或批准了这个议定书。
第二阶段，自三十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研究者开始是日本； 战争后期德国和美国也进行了生物武器的研究。这一阶段生物武器发展的特点是： 战剂种类增多；战剂生产规模扩大；主要施放方式是用飞机施放带菌媒介物，扩大了攻击范围。
1936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生物武器的工厂，即设在哈尔滨附近平房的“731”部队，司令官为细菌战的积极鼓吹者日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该部队有工作人员约三千人，每年经费约1,000万日元，细菌战剂每月的最高生产能力为：鼠疫杆菌浓稠菌液300kg，炭疽杆菌600kg，伤寒杆菌800kg，霍乱弧菌1,000kg。还大量培养能传播鼠疫的人蚤，每3～4个月能生产45kg。并研制出至少8种生物战剂的特殊施放装置，如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见图），自来水笔式，手杖式施放器材等。此外，在黑龙江省安达县设有细菌武器试验靶场，并附有专用航空队；在林口、海林、孙吴和海拉尔没有4个支队，也能生产并施放细菌战剂。“731”部队曾残酷地用活人作实验，因此而丧生者至少有3,000人。设在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也都是日本研究细菌武器并培训细菌战人员的机构。
1939年，日本进犯苏蒙边境时，在诺门坎战役中曾将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投入哈勒欣河污染河流。
1940年7月石井四郎曾亲自率领远征队，在我国宁波上空投洒70kg伤寒菌，50kg霍乱菌和5kg带鼠疫菌的跳蚤。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曾发生鼠疫患者99人，死亡98人。1941年夏季又对我国湖南常德及河南南阳等地进行细菌武器袭击，在当地居民中发生了一些鼠疫病人，1942年夏，日军从浙赣战线撤退时，“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共同在撤退区用霍乱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污染水源和食物，引起居民患病。并惨无人道地把污染病菌的食物发给战俘食用，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我方，造成疫病流行。
1943年德国在Posen地方建立了生物武器研究所，主要研究利用飞机喷洒细菌悬液的装置。研究的战剂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和黄热病毒。

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

美国国防部于1941年11月成立了生物战委员会。1943年4月美国陆军在马里兰州的Detrick要塞建立生物战研究机构，占地520公顷，有2,500名雇员和5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哲学博士120人，医学博士14人)。1944年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基地建立了生物武器野外试验场。美国负责研制、生产生物武器的主要机构是Detrick要塞的生物研究所，埃奇伍德兵工厂和松树崖兵工厂。1954～1962年，美国共发生实验室感染3,300例，其中半数发生在Detrick。
在此期间，美国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一系列空气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即所谓的“气雾罐计划”(cloud chamber project)。对生物战剂气溶胶的存活、动物感染机理及感染剂量进行了研究，为以后生物战剂的气溶胶攻击奠定了基础。当时，他们研究的战剂有：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布氏杆菌、土拉杆菌、类鼻疽杆菌、鼠疫杆菌、鸟疫衣原体和粗球孢子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加拿大也曾建立生物战研究机构。1940年英国于设在波顿(Porton Down)的化学战研究机构中成立了微生物研究所，1944年夏季共有45人，1942年他们曾在Gruinard岛上用小型航弹和炮弹施放炭疽芽胞，24年后检查该岛仍被炭疽芽胞严重污染。1948年建立独立的微生物学研究所。该所与加拿大和美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作过一些微生物气溶胶动物感染及存活的研究。
加拿大的生物战研究始于1941年。他们曾经研究过肉毒杆菌毒素的大量生产方法，并在苏非尔德野外试验基地进行过肉毒毒素气溶胶飞机喷洒试验。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至七十年代末。主要研制者是苏联和美国。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战剂种类除细菌外扩大到细菌毒素、病毒、衣原体、柯克体、立克次体和真菌；剂型除液体外，还有冻干的粉剂；施放方式以气溶胶为主；运载系统除飞机以外还有火箭、导弹； 杀伤范围扩大到数百至数千平方公里。
通过大量实验室及野外试验，从理论上阐明了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机制； 从技术上解决了细菌和部分病毒的大量生产，冷冻干燥保存。自1952年开始，美军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不断使用生物武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3年7月止，美军使用生物武器袭击近3,000次。由带菌昆虫、动物及其它杂物曾引起一些鼠疫、霍乱及炭疽病例。美国空军战俘供认，曾进行过若干次生物战剂气溶胶攻击。
苏联对生物武器的研制，由于严格保密，进展情况外界知之甚少。据各国报刊及文献报道，1979年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生物武器工厂发生事故，引起下风方向地区发生大量吸入性炭疽病例。
美国于1969年曾宣布放弃使用生物武器。1972年美国与苏联又签定了所谓的“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和毒剂武器公约”。但条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更没有规定销毁生产生物武器的设备和工厂，而且也没有具体监督措施。因此，实际上这种条约对双方都毫无约束力。
今后生物武器的发展，将是致力于微生物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的研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定向控制和改变微生物的遗传性状，以期创造出适合生物战要求的、致病力更强的微生物。目前已获得对一些抗生素有抗药性的菌株。当然，要创造一种对外界抵抗力很强而又具有高度毒力的微生物新种，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所谓的“基因武器” 目前还只是一种设想而已。但从近代科学发展史来看，军事技术和科学的结合，制成新式杀人武器的事实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基因武器”(gene weapon)的出现也并非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