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十二卷。清赵翼撰。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又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年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并以诗名。著有《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欧北诗钞》和《瓯北诗话》等。

《瓯北诗话》分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各一卷；宋代苏轼一卷，陆游两卷；金代元好问与明代高启合一卷；清初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卷十一论众家，卷十二论诗体。如此论列，为诗话中创格，也反映出作者“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诗)的诗学发展观。赵翼认为唐诗“自身已有初中晚”之分，千百年后又怎能将汉唐奉为极则。在明清诗坛模唐仿宋的风气中，将明代高启、清初吴伟业、查慎行与李白、杜甫并列，充分体现了他与“荣古虐今”的复古派根本不同的理论胆识。

《瓯北诗话》最重要的观点为创新论。这同他的诗歌随时代而发展进化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宗旨是“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卷四)。他说：“‘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卷五)赵翼肯定李白、杜甫，是因为李杜之诗前无古人。他批评元遗山《论诗》诗“苏门若有功臣在，肯放坡公百态新”为“以新为嫌”，而肯定苏轼诗风的新创。他欣赏明代高启诗“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卷八》)，奉为大家，而鄙薄七子为“优孟衣冠”而“笑齿已冷”。

注重诗歌的时代现实内容，是赵翼创新理论的核心。赵翼一反一般“震于东坡之名”而以为“苏胜于陆”的陈说而提出陆游诗胜于苏轼的论断。他的根据是两人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同：东坡“乌台诗案之后不敢复论天下事”，及“绍圣远窜，禁锢方严，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鸣”。而“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时当南渡之后，和议已成……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卷六)。这段论述联系苏陆两人所处时代现实而评判其诗高下，自然深刻而富说服力。

赵翼长于考据，因此，对有关诗人的经历、历史事件的考证，在《瓯北诗话》中占据较多篇幅，形成特色。如陆游年谱专门列入诗话。赵翼知人论世的评论方法也如鱼得水，其论断比一般游谈无根的空泛议论准确扎实得多。

赵翼提倡创新，要求意新词工，但是并不因此而追求怪奇。他的看法是“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所以佳句并不在奇警，而在“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卷十一)。他以中唐元白诗与韩孟诗作比较说明作诗以抒情写意为主，不以奇词奥句为贵。批评韩愈《南山)等诗“赘牙舌”，“未免英雄欺人”;批评黄庭坚“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徒以生僻争奇，究非大方家”。有人因陆游古体诗“平易近人”便“疑其少炼”，赵翼对之议论道：“抑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功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卷六)

应当指出的是，赵翼论创新也有部分是从形式着眼的。如《瓯北诗话》中甚至将“专用字之偏傍一样者缀合成句”和《口吃诗》都称为“创体”而加以欣赏等。另外，如直斥李白《雪谗诗》为“诽谤”而疑非真笔，讥议皮日休从黄巢起义为“失节”，污蔑李自成等义军领袖，为韩愈《示儿》等诗“以利禄诱子”辩护等等，也表现出庸俗的封建正统立场。

《瓯北诗话》好翻昔人陈说之案，立论新颖独特。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及评论，发生过积极的作用，其中一些重要论断，至今仍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瓯北诗话》是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重要的诗论专著。

有《瓯北全集》本，通行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霍松林、胡主佑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排印本。

瓯北诗话

诗论。清人赵翼(1727—1814)撰。十二卷。翼有《瓯北诗钞》已著录。此编前十卷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及明代高启、清代吴伟业、查慎行十家。并有《陆放翁年谱》一卷。后二卷论韦应物、黄庭坚诸人之诗及诗格诗体。其论诗主旨，强调诗人之才气，要求创新，反对“荣古虐今”。评论各家，对诗人生平事迹颇多考证，间纠各注本之失，评价多公允切当。唯正统思想较浓，如诬李白谴责统治者之诗为“诽谤”，诋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为“从贼”。有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

瓯北诗话

诗话。十二卷。清赵翼撰。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又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年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并以诗名。著有《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欧北诗钞》和《瓯北诗话》等。
《瓯北诗话》分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各一卷；宋代苏轼一卷，陆游两卷；金代元好问与明代高启合一卷；清初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卷十一论众家，卷十二论诗体。如此论列，为诗话中创格，也反映出作者“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诗)的诗学发展观。赵翼认为唐诗“自身已有初中晚”之分，千百年后又怎能将汉唐奉为极则。在明清诗坛模唐仿宋的风气中，将明代高启、清初吴伟业、查慎行与李白、杜甫并列，充分体现了他与“荣古虐今”的复古派根本不同的理论胆识。
《瓯北诗话》最重要的观点为创新论。这同他的诗歌随时代而发展进化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宗旨是“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卷四）。他说：“‘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卷五）赵翼肯定李白、杜甫，是因为李杜之诗前无古人。他批评元遗山《论诗》诗“苏门若有功臣在，肯放坡公百态新”为“以新为嫌”，而肯定苏轼诗风的新创。他欣赏明代高启诗“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卷八》)，奉为大家，而鄙薄七子为“优孟衣冠”而“笑齿已冷”。
注重诗歌的时代现实内容，是赵翼创新理论的核心。赵翼一反一般“震于东坡之名”而以为“苏胜于陆”的陈说而提出陆游诗胜于苏轼的论断。他的根据是两人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同：东坡“乌台诗案之后不敢复论天下事”，及“绍圣远窜，禁锢方严，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鸣”。而“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时当南渡之后，和议已成……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卷六）。这段论述联系苏陆两人所处时代现实而评判其诗高下，自然深刻而富说服力。
赵翼长于考据，因此，对有关诗人的经历、历史事件的考证，在《瓯北诗话》中占据较多篇幅，形成特色。如陆游年谱专门列入诗话。赵翼知人论世的评论方法也如鱼得水，其论断比一般游谈无根的空泛议论准确扎实得多。
赵翼提倡创新，要求意新词工，但是并不因此而追求怪奇。他的看法是“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所以佳句并不在奇警，而在“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卷十一）。他以中唐元白诗与韩孟诗作比较说明作诗以抒情写意为主，不以奇词奥句为贵。批评韩愈《南山)等诗“赘牙舌”，“未免英雄欺人”；批评黄庭坚“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徒以生僻争奇，究非大方家”。有人因陆游古体诗“平易近人”便“疑其少炼”，赵翼对之议论道：“抑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功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卷六）
应当指出的是，赵翼论创新也有部分是从形式着眼的。如《瓯北诗话》中甚至将“专用字之偏傍一样者缀合成句”和《口吃诗》都称为“创体”而加以欣赏等。另外，如直斥李白《雪谗诗》为“诽谤”而疑非真笔，讥议皮日休从黄巢起义为“失节”，污蔑李自成等义军领袖，为韩愈《示儿》等诗“以利禄诱子”辩护等等，也表现出庸俗的封建正统立场。
《瓯北诗话》好翻昔人陈说之案，立论新颖独特。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及评论，发生过积极的作用，其中一些重要论断，至今仍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瓯北诗话》是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重要的诗论专著。
有《瓯北全集》本，通行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霍松林、胡主佑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