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楣的《钞币论》

许楣(公元1797～1870年，中国清代货币理论家。字金门，号辛木，道光癸巳(1833年)进士，曾任通州敦善书院讲习。《钞币论》刊行于1846年，是为批判王鎏的《钱币刍言》而写的货币理论专著。
对货币本质的看法 许楣认为，货币及其他商品的贵贱差别，是因为“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则贱”(《钞币论·钞利条论一》)，金、银及一切商品的价值均由数量决定。他认识到，作为货币的白银无论其形制如何不同，都只是一定数量的银；货币与其他商品交换，都是按照它们本身价值的等价交换关系。许楣则认为，“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指出商品价值具有客观性。许楣认识到金银作为币材具有价值相对稳定的优点，并观察出金属货币流通与纸币流通现象的区别：“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多出数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造钞条论七》)，“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钞利条论一》)；而金银则不同，“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造钞条论七》)。
对纸币的看法 许楣认为纸币有两种，可兑现的和不可兑现的。他认为唐之飞钱、宋之交子“皆以纸取钱”，是“良法”(《通论三》)。他要求发行纸币要有十足的准备金，可以“易金银”、使钞“有所附丽以行”(《通论四》)，否则皆是“虚纸”(《通论二》)。他把不兑现纸币称作“以纸代钱”，认为是“弊法”而加以反对。
对银贵钱贱现象的分析 许楣主张以白银为主要货币而银钱并用，他认为中国原有的白银“已足天下之用”，出现银贵钱贱现象，是由于鸦片输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的“漏卮”引起(《通论》七)。他区分由银贵而钱贱及由钱贱而银贵二者的不同，说明当时“银荒”期间的银贵钱贱现象，并突出白银外流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基本因素。
对王鎏货币观点的批判 《钞币论》把王鎏的全部钞币思想分为通论、钞利、造钞、行钞、禁铜及杂论等六个方面来讨论。许楣批判了王瑬认为纸币可以无限发行的观点。王瑬认为，纸币的价值由国家权力决定，因此“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钱币刍言·钱钞议一》)。许楣在按语中指出：“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虽尽蠲天下之赋可矣，如不能何！”)《钞币论·钞利条论八》)。许楣还指出国家只能规定纸币的票面价值，而不能规定它实际代表的价值：“钞文一贯只是一贯，然能令商贾之必当千钱乎？”(《钞利矣论十》)许楣又指出，为财政目的滥发纸币必然造成纸币迅速贬值，不仅没有王瑬所讲的“大利”，而且使百姓的财富“即化为纸”，“贫民抱空票而妇子愁叹”(《钞利条论五》)；还使商品流通混乱，物价波动，钱庄亏空，给人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