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1009—1066

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少不好学，至二十七岁方发愤读书。嘉祐初携其子苏轼、苏辙来到京师，献其所著给欧阳修，大受赞扬，公卿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大振。除秘书省校书郎，后任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病卒，追赠光禄寺丞。擅写议论文，敢于发表独到见解，所作多切中时弊。文章老辣峭劲，机锋雄辩，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嘉祐集》。

苏洵1009—1066

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初举进士不中。景祐二年(1035)，始发愤刻苦读书。景祐四年，应礼部试，不中。庆历五年(1045)，至京师，与颜醇之等游。庆历六年，举制策，不中。庆历七年，自嵩洛游庐山、虔州，父卒，归。至和二年(1055)，谒张方平于成都，访雷简夫于雅州。嘉祐元年(1056)，送二子轼、辙抵京应试；识欧阳修、韩琦，名动京师。嘉祐五年，为秘书省校书郎。次年，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礼书。英宗治平二年(1065)，礼书成。次年，卒，人称文安先生。有《嘉祐集》传世，版本很多。又有北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文集》二卷。今传诗五十首。洵以散文名。叶梦得谓其“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并赞其《九日和韩魏公》诗意气“不少衰”，其《送蜀僧去尘》诗“婉而不迫，哀而不伤”(《石林诗话》卷下)。陈师道引世人之言谓洵“不能诗”(《后山诗话》)，失之偏颇。所作以古体为多。《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苏洵

苏洵

北宋文学家。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生于1009年，卒于1066年。27岁中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嘉祐元年(1056)，通过翰林学士欧阳修的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与姚辟同修礼书，撰《太常因革礼》100卷。苏洵以散文见长，尤善议论，无论言兵还是论政，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权书》、《论衡》、《几策》中的20余篇文章是其集中的代表。

苏洵1009—1066Su Xun

宋代文学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仁宗嘉祐元年(1056)，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文章深得欧阳修赞赏，文名大盛。后任秘书省校书郎。苏洵以散文著称。他“喜言兵”，又喜论史。这些文章论点鲜明，纵横恣肆，富于雄辩。许多文章借古喻今，切中时弊，见解深刻。他的文风以雄奇著称，语言犀利，又善于变化。有《嘉祐集》。

苏洵1009～1066

北宋文学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27岁开始发愤读书，应进士、茂才异等考试，都不中，回来后烧掉以前所作的文章，闭门苦读，终于精通了六经、百家之说，下笔成数千言。
苏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 之一，与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齐名，合称 “三苏”。苏洵专力从事古文写作，擅长议论文。文风简劲，语言犀利，观点鲜明，切中时弊，富有真知灼见，现实性强。代表作有《六国论》、《张益州画像记》。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他的散文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纤徐宛转见长。
苏洵也能诗，但成就不如其文。

苏洵1009—1066

北宋文学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少不习文，25岁开始发愤为学。庆历七年(1047)举进士不中，乃尽毁平生所作文章，闭门读书，直至通晓六经、百家之说。嘉祐元年(1056)与其子苏轼、苏辙同到京师，竭欧阳修。欧阳修颇赏识其文才，于是向朝廷推荐其文22篇(《几策》2篇、《权书》10篇，《衡论》10篇)，一时文名大盛。遂除试秘书省校部郎。后以文安号主簿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100卷，书成即卒。苏洵长于古文，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他不满于当时章句、名数、声律之学，专力从事古文写作，尤擅长议论文。文风简劲，语言犀利，观点鲜明。其宏伟雄迈，有战国纵横家之风。如政论文代表作《六国论》，借古讽今，用六国破灭原因，批评北宋王朝。全文议论说理，层层推进，笔锋锐利，文字简劲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曾巩称其文章“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不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辞》)。著有《嘉祐集》，有《四部丛刊》影印宋钞本。

《苏洵》

金国永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此书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通过孕育隽秀之才的环境、少不喜学和游荡不学、年二十七后的发愤苦读、在家创作和名动京师、拒绝诏试和上书求官等内容的叙述，介绍了苏洵的生平。后一部分介绍和论述了苏洵的文学成就，指出苏洵强调必须要有自己的心得才能发为文章，因此他的文章往往反映出他的独立见解。苏洵的议辩文，格调高古，波澜起伏，抑扬顿挫，“如大江流水，汨汨滔滔；如空中咳唾，随风飘扬，使人读之琅琅上口，爱不忍释。”他的杂文，具有不同的风格，反映了苏洵文章风格的多样性，它们或者铺叙事物，随物赋形；或者借物寓慨，畅抒情怀，都比较注意描摹刻画，宛转曲尽，但却感情真挚，格调高昂。最后，作者还论述了苏洵的文学主张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嘉佑集／老泉先生文集／经进嘉佑文集事略／老泉先生文集补遗／嘉佑集选／苏老泉文选／老苏文选

苏洵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轼、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宋代古文家中，苏洵敢于突破唐代古文家“文以贯道”的传统见解，第一个宣称为文而学文，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大谈己所涵咏的孟、韩“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上田枢密书》中所作的“大肆其力于文章”的一番表白，都表明了他对散文独特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的极端重视。他绍述贾谊、陆贽的议论，提出了对文章事、词、道、法的具体要求：“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并且指出：“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史论上》)。虽是在分析经、史的长短及相互关系，也是在探讨文章作法。他又打破经为独尊的旧有观念，并在《史论下》中提出史兼经之长的看法，实际上表现出古文家向着文学倾斜的新观念(所谓“以事、词胜”的“史”，其实是“事既曲详，词亦夸耀”的文学的别名)。他所说的文章四用，除了“道”具有传统性，“事”曾为欧阳修所述，“词”与“法”都是他所新创(韩愈所谓“不惟其辞之好”的“辞”，是“文”的同义语)。重词，表现出他对作为语言艺术之一的散文审美特征的认识和把握。他提倡与称许“一家之文”(《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表明了他对建立一家独特风格与各家多样风格的创作主张。他对孟子、韩愈、欧阳修三家散文不同的风格美所作的精到的总体把握，显示了他高度的审美感受力和鉴赏力。这对散文的风格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中提出的“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的观点，也是对古文美学理论建设的一个贡献。

苏洵1009——1066

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27岁始发愤读书，举进士、茂才等皆不中，愤而尽焚其文，闭门攻读，于是学间精通，下笔千言。嘉佑元年(1056)与子苏轼、苏辙至京师，通过欧阳修将《权书》等22篇文章献给仁宗，士大夫争相传之。除秘书省校书郎，迁霸州文安县主簿，与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100卷，书成而卒。追赠光禄寺丞。苏洵为“唐宋八大家”一，与其子轼、辙并称“三苏”。其散文创作以史论策论见长，笔力雄健，善于议论，语言畅达。文章多指补时政，主张坚决抵抗辽和西夏的侵略，反对一味输银求和，富有现实意义。《六国论》是这类文章的著名代表作。其它如书、记、序等类文章中也有不少佳作。曾巩《苏明允哀辞并引》评其文说：“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洵亦能诗，但不如其文。著有《嘉佑集》、《谥法》等。

苏氏文章／结怨安石／眉山三苏

苏洵1009～1066

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进士试，不第。嘉祐年间，经欧阳修推奖，文名盛于当时。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有《嘉祐集》20卷。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共入唐宋八大家之列。其文以议论见长，内容多借古讽今，表现对北宋内政外交政策某些方面的不满。文章大都质朴雄健，纵横驰骋，颇有战国纵横家的余风。《权书》、《衡论》代表了他的文章风格。《六国论》为其中名篇。

苏洵1009—1066

字明允，北宋眉山（今四川眉县）人，27岁始闭户发愤读书，为文辞。嘉祐年间得欧阳修推誉，以文章称著于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旧时均列“唐宋八大家”。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又参加纂修礼书，成《太常因革礼》 百卷，书成去世。著作有 《嘉祐集》。推崇井田制度，对儒家继承者描绘的井田制下“谷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不耕则无所得食”(《嘉祐集》卷五) 的景象表示赞赏。列举废井田以后土地私有的种种弊端，指出“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致使“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无告” （同上），即地主的富强是向佃户收取占产量一半的地租所造成的。在井田废之已久的情况下，侧重从理论上阐述井田制难以恢复的原因，认为欲达到井田图象所描绘的完备的沟洫及道路系统，“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垅不可为也。纵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划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也”，“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即使井田方案得到实现，“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同上）。上述所说井田显然是指附加了《周礼》 中沟洫制度的所谓井田，其论述不啻是对复井田论者的致命打击。井田既然不可复，于是退而接受董仲舒的限田主张，提出由政府规定其占田比三十顷低的最高限额，已经超过的限额不禁，但未超过的不得过限。对于义利问题，认为只讲义不讲利的“徒义”是行不通的，行义“必即于利，即于利则其为力也易，戾于利则其为力也艰。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讲义时须以利为统率，谓之“利义”，言利时须以义为统率，谓之“义利”，“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 (同上书，卷八)，即利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义只是外加于人的道德规范，义如果不与利结合，只能对少数的“君子”有约束力，对大多数“小人”则无能为力。因此，统治者必须重视物质利益，而不应单纯用义来维护自己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