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一卷。南宋姜夔撰。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屡试不第，以诗人清客寄人篱下，终身未仕。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浮湘江，登衡山，冬赴诗人萧德藻之约赴吴兴，卜居苕溪，邻近有白石洞天，因取为号。中年后多居京师临安，往来江、浙、赣、皖之间，从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诸人及大词家辛弃疾游，颇受其人格诗风之熏染。以诗词名世，兼擅文章、书法和金石，而其音乐造诣，更是独步一时。终生布衣，身后萧条。著有《白石道人丛稿》、《白石道人歌曲》、《读书谱》、《集古印谱》等。

姜夔原序称，淳熙丙午(1186)游衡山时，云密峰上一老人授其《诗说》，《诗说》当作于此年前后，为中年时代作品。共三十则。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十大方面：立法度，树妙境，尚自然，倡含蓄，崇意格，辨诗体，重精思，贵独创，主情性，讲涵养。《诗说》末段说明其写作动机云：“《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这说明它既是深入浅出的“作诗入门”，又为“能诗者”分析诗歌艺术。

姜夔《诗说》的理论要点是：一、受江西诗派影响，提倡诗法，但又不同于江西派，不为诗法所限，而贵独创之“悟”。如云：“守法度曰诗。”又云：“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与黄庭坚、吕本中之论合。但他比江西诗人更进一层，同时又提倡诗“悟”，认为“只求工于字句，亦末矣”。所以又说：“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启示诗人的思维自觉及其独创精神，须在字句、法度之外去领悟诗歌妙境。二、提倡“思”与“学”的统一，要求由“涵养”以致“精思”。这里涉及艺术构思及创作前的准备。他说：“诗之不精，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所谓“精思”，不仅指具体的创作构思及诗人脑海中的艺术意象等，而且兼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思想酝酿的过程，其中包括了诗人思想修养的培养锻炼等。而“精思”正来自于平素的“涵养”功夫，故云：“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由此可见，其诗“悟”之境，由积学精思而致，并非虚浮无根之谈。当然，作为封建士人，姜夔所谓“涵养”，又与儒家传统诗教的“止乎礼义”相合拍，故云：“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传统思想局限也明显可见。三、在诗歌妙境的创造方面，提出“四种高妙”的主张，云：“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这些话貌以玄虚，但却切合诗歌实际，颇具艺术辩证因素，它具体描绘了诗歌形象思维的某些特征。他阐发说：“碍而实通，曰理高妙”，提倡诗人理趣，而否定道学先生的纯作理语，诗有理，但看艺术表现如何，理语为“碍”，而涉趣则“通”，所论高人一筹。“出自意外，曰意高妙”，说的是诗人构思立意，想落天外，出入意表，获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这里从诗歌的艺术想象和丰富联想着眼。诗人富有敏锐的观察力，常能透过生活迷雾，寻幽探微，究其本源，以诗歌形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精神。“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这是从意境的艺术表现立论，要求拒绝一切故作雕琢的人工斧凿，精思之后，灵感之来，如天机骏利，浑然天成，而见清新自然之妙。合而论之，《诗说》的四种“高妙”诗境，共通的实质在于精思独造，天然自得，反对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以雕琢为诗，强调辞约旨远，重在辞意俱有不尽之余味的清空境界的创造。当然，舍现实内容而重在艺术创造，理论上则容易导致片面性。

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诗说》占有一席之位。郭绍虞《宋诗话考》云：“此书论诗，脱尽恒蹊，在当时诗话中，亦确能独树一帜，于江西诗论披靡一世之后，《沧浪诗话》尚未流行以前，欲于诗话中窥当时诗论转变之迹者，当推此书矣。”在批评江西诗派及论诗悟、意境等方面，直接启发了严羽《沧浪诗话》，对后世王士禛的“神韵说”，也有一定影响。但白石所论，比较切近实际，较多创作甘苦之言，而非如“神韵说”者之空疏，故又为后世性灵派所取。在宋诗话中，有人把它与《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誉为鼎足而三的“金绳宝筏”(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又有人把它与《沧浪诗话》、《麓堂诗话》并称为骚坛的“风雅指南”(鲍廷博《麓堂诗话跋》)。

除附刻于作者诗词集后外，丛书多收录，如《学海类编》《历代诗话》《谈艺珠丛》《诗法萃编》、《榆园丛刻》、《艺圃搜奇》诸本。今通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郑文校点本。

白石道人诗说

即《白石诗说》。

白石道人诗说

诗话。一卷。南宋姜夔撰。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屡试不第，以诗人清客寄人篱下，终身未仕。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浮湘江，登衡山，冬赴诗人萧德藻之约赴吴兴，卜居苕溪，邻近有白石洞天，因取为号。中年后多居京师临安，往来江、浙、赣、皖之间，从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诸人及大词家辛弃疾游，颇受其人格诗风之熏染。以诗词名世，兼擅文章、书法和金石，而其音乐造诣，更是独步一时。终生布衣，身后萧条。著有《白石道人丛稿》、《白石道人歌曲》、《读书谱》、《集古印谱》等。
姜夔原序称，淳熙丙午(1186)游衡山时，云密峰上一老人授其《诗说》，《诗说》当作于此年前后，为中年时代作品。共三十则。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十大方面：立法度，树妙境，尚自然，倡含蓄，崇意格，辨诗体，重精思，贵独创，主情性，讲涵养。《诗说》末段说明其写作动机云：“《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这说明它既是深入浅出的“作诗入门”，又为“能诗者”分析诗歌艺术。
姜夔《诗说》的理论要点是：一、受江西诗派影响，提倡诗法，但又不同于江西派，不为诗法所限，而贵独创之“悟”。如云：“守法度曰诗。”又云：“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与黄庭坚、吕本中之论合。但他比江西诗人更进一层，同时又提倡诗“悟”，认为“只求工于字句，亦末矣”。所以又说：“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启示诗人的思维自觉及其独创精神，须在字句、法度之外去领悟诗歌妙境。二、提倡“思”与“学”的统一，要求由“涵养”以致“精思”。这里涉及艺术构思及创作前的准备。他说：“诗之不精，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所谓“精思”，不仅指具体的创作构思及诗人脑海中的艺术意象等，而且兼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思想酝酿的过程，其中包括了诗人思想修养的培养锻炼等。而“精思”正来自于平素的“涵养”功夫，故云：“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由此可见，其诗“悟”之境，由积学精思而致，并非虚浮无根之谈。当然，作为封建士人，姜夔所谓“涵养”，又与儒家传统诗教的“止乎礼义”相合拍，故云：“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传统思想局限也明显可见。三、在诗歌妙境的创造方面，提出“四种高妙”的主张，云：“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这些话貌以玄虚，但却切合诗歌实际，颇具艺术辩证因素，它具体描绘了诗歌形象思维的某些特征。他阐发说：“碍而实通，曰理高妙”，提倡诗人理趣，而否定道学先生的纯作理语，诗有理，但看艺术表现如何，理语为“碍”，而涉趣则“通”，所论高人一筹。“出自意外，曰意高妙”，说的是诗人构思立意，想落天外，出入意表，获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这里从诗歌的艺术想象和丰富联想着眼。诗人富有敏锐的观察力，常能透过生活迷雾，寻幽探微，究其本源，以诗歌形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精神。“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这是从意境的艺术表现立论，要求拒绝一切故作雕琢的人工斧凿，精思之后，灵感之来，如天机骏利，浑然天成，而见清新自然之妙。合而论之，《诗说》的四种“高妙”诗境，共通的实质在于精思独造，天然自得，反对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以雕琢为诗，强调辞约旨远，重在辞意俱有不尽之余味的清空境界的创造。当然，舍现实内容而重在艺术创造，理论上则容易导致片面性。
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诗说》占有一席之位。郭绍虞《宋诗话考》云：“此书论诗，脱尽恒蹊，在当时诗话中，亦确能独树一帜，于江西诗论披靡一世之后，《沧浪诗话》尚未流行以前，欲于诗话中窥当时诗论转变之迹者，当推此书矣。”在批评江西诗派及论诗悟、意境等方面，直接启发了严羽《沧浪诗话》，对后世王士禛的“神韵说”，也有一定影响。但白石所论，比较切近实际，较多创作甘苦之言，而非如“神韵说”者之空疏，故又为后世性灵派所取。在宋诗话中，有人把它与《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誉为鼎足而三的“金绳宝筏”(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又有人把它与《沧浪诗话》、《麓堂诗话》并称为骚坛的“风雅指南”(鲍廷博《麓堂诗话跋》)。
除附刻于作者诗词集后外，丛书多收录，如《学海类编》《历代诗话》《谈艺珠丛》《诗法萃编》、《榆园丛刻》、《艺圃搜奇》诸本。今通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郑文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