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1838—1896

清末义学兴办者。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原名武士，人称“武豆沫”。出身贫寒，早年作雇工，后以行乞事母，被称为孝丐。三十岁后，以行乞、绩麻和放高利贷所得，陆续置田，仪堂邑、馆陶、临清三处即置地二百多亩。光绪十四年(1888年)同杨树坊合办柳林庄义塾。次年同了证和尚办馆陶杨二庄义塾。1896年同施善政合办临清镇御史巷义塾，然义塾学生多为地主商人子弟。在人民反对封建斗争蜂起，清政府大厦将倾之时，他竭力宣扬封建文化，鼓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曾跪请教师认真授业，勉励学生刻苦读书，使师生互相戒勉，因而得到统治阶级青睐。山东巡抚张曜奖给库银二百两，光绪皇帝授以“义学正”名号，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一说他没有接受）。1896年卒于临清义学庑下，死后清廷准在国史馆立传并建忠义专祠。辛亥革命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曾赞扬他募款兴学的精神。

武训

孙瑜电影剧本《武训传》中的人物。他是清代山东堂邑县的一个行乞兴学者。出身贫贱，幼时想到书塾读书却被人赶出学堂。青年时在张举人家打杂，因不识字而受骗，不但没有工钱，反而遭到毒打。从此，他深感穷人不识字的痛苦，决心修义学，为穷孩子免费入学尽力。为了筹措办学经费，他开始行乞兴学，以耍把戏、磕响头、喝脏水、甚至用挨打受辱等卑贱方式乞讨钱物，以备兴学。到了中年，义塾终于开学，而他却仍住破庙、吃粗粮，继续奔走讨钱。晚年，朝廷降旨为武训建坊，并赐黄马褂，而武训却不愿接受。武训的经历既反映了贫苦农民要求文化翻身的愿望，又表现了忍受屈辱而不思反抗的封建奴性。

武训

 山东堂邑人。初以排行第七称武七。少孤贫，从母行乞。恨不识字之苦，立志“兴学”。乞讨所得，放债置地二、三百亩。1888年(光绪十四年)起，先后在柳林村、馆陶、临清设“义塾”。因行乞兴学，受清政府嘉奖，封“义学正”,赐“乐善好施”匾，未受。陶行知等也曾赞扬其办学精神。

武训1838—1896

又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今冠县）人。1859年打出“行乞兴学”旗号，通过乞讨、放高利贷等创办“义学”，受到清政府的褒奖，赐封“义学正”。

武训

谓军事训练。 《国语·鲁语下》： “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三国志·吴书·孙虑传》：“治半州。”裴松之注引三国吴韦昭《吴书》载三国吴孙权诏： “虑其内修文德，外经武训，持盈若冲，则满而不溢，敬慎乃心，无忝所受。”

武训1838—1896年

清朝末年兴办义学人物。原名武七（因排行第七得名），后清政府为嘉奖其行乞办义学行为，取“垂训于世”之意，改其名为武训，山东堂邑（今聊城西）柳林镇武家庄人。武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从母行乞于市。稍长，边做雇工边行乞。自恨家贫不识字，决心“修个义学为贫寒”。于是，将乞讨所得积累成数，又通过放高利贷，将其所得购置田地300余亩，于1888年兴办柳林镇崇贤义塾，1889年兴办馆陶杨二庄义塾，1896年兴办临清御史巷义塾。除招收地主、商人子弟外，也招收贫家子弟，并免缴学费。因其办义学有功，清政府授以“义学正”，并赏穿黄马褂（未接受）和“乐善好施”匾额。陶行知等人曾赞扬其募款办学精神。

武训1838—1896

清末义学兴办者。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因排行第七，也称武七。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从母行乞于市，后做雇工。自恨家贫无力读书。二十一岁时，决心“行乞兴学”，将行乞所得，在馆陶、堂邑、临清三县购地三百余亩。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1896年又在临清镇创办义塾。因办义学有功，山东巡抚张曜赏他库银二百两，并疏请嘉奖，清廷授以“义学正”，赏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扁额。他一生为兴办义学奔波，终身未娶。后卒于临清义学庑下。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

武训1838—1896

清山东堂邑（聊城）人。贫农家庭出身。排行第七，被人唤作武七。 “训”是清朝嘉奖他兴办义学的赐名。少年时从母行乞，稍长，且佣且乞，把乞讨所得，积累成数，在柳林镇、馆陶、临清办三所义塾。颇受清廷赏识。清光绪帝授以“义学正”，赏穿黄马褂，他未接受，并准他建立牌坊。光绪二十二年(1896)卒于临清义学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