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现代银行信用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现代银行信用的产生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国信用机构的产生不比其他国家建立得晚，但是比较软弱，发展缓慢。这是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清末又逐步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现代产业的发展，对银行业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随着产业发展，产业资本不断增多，商业经营范围扩大，要求有大量的资金供应，以抵制高利贷的盘剥，这样就要求有相适应的现代的信用组织——新式银行的开办。同时， 由于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市场，也要求有相应的货币数量和流通渠道的增加。货币流通和信用往来，必然要有现代的银行来承担。所以，真正助长现代银行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当时流通领域中商业和市场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在华贸易及其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国在清末早就有人主张自己开办银行。1859年太平天国运动中干王洪仁玕在所著《资政新编》中即有“兴银行”发纸币的主张。在这之后的留美知识分子容闳曾与洪氏交往，也于1860年提出建立“银行制度”的主张。1876年，福建丁日昌、唐廷枢和一些广东商人曾准备开银行，并在东洋各埠设分行。但这些主张都停留在字面和议论之中，没能付诸实施，但他们终究是最早的倡导者。
银行是现代的信用机构。它是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清政府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筹办，1897年向清政府报准。它是以买办官僚严信厚开设的官银号为基础改组成立的。总行设于上海，并先后在各省设分行。银行的股本定为500万两，全部是商股。银行成立时已实收250万两，其中招商局投资80万两，电报局投资20万两，不久这两笔资本又转作私人资本。李鸿章、盛宣怀等大官僚投资达73万两。后又从清政府度支部商借了100万两。它实际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在资本中有2/5是官款。中国通商银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代行国家银行的职能，取得发行钞票、办理公债和代收库银业务的特权。从业务经营到管理方式等方面，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的信用机构。但是，它没能脱离官僚买办和封建势力控制下的资本主义银行的性质。它的管理，仿照英国汇丰银行的一套办法，银行的领导聘用英人为经理与总会计，俗称有“洋大班”、“华大班”之分。发行钞票正面用英文由外国人签字，所以，它是封建性买办性的信用机构。
大清户部银行的成立。清政府为了铸造货币，发行纸币，缓解财政的需要，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05年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户部银行”。它是清政府的银行，具有中央银行性质。随后又在天津、上海、汉口、济南、张家口、沈阳等地设立了分行。1908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又随之改为“大清银行”。
交通银行的成立。1907年，清政府邮传部，为了专办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四个部门款项收付以及存款、汇兑、借款等，以便集中资金，妥善经营，于是附设成立交通银行。同时还想借此筹款，摆脱外国金融资本的盘剥，挽回权力，自办铁路。可见当时的政府想充分利用银行和信用手段，解决其财经上的困境。
在官办的大清银行成立后，各省为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相继成立了地方银行性质的官银钱号。到清末共成立22家，如湖北官钱局、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山东官钱局、天津银号、黑龙江广信公司、广东官银钱号等。上述官办、官商合办、中央或地方办的银行及其他信用机构主要是为了当时政府财政上的需要以及扩大进出口贸易和融通资金等。它们一方面起着为政府搜刮民财，有利于外国的掠夺的消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现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官办信用机构外，清末还成立了信成、兴业、四明等纯民族资本主义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