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诗歌总集。西汉刘向编。“楚辞”之名，西汉初已有之，原指屈原在楚国民歌基础上所创一种新体诗。至汉末刘向整理古籍，将楚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及西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以及他自己的辞赋汇成一集，共十六篇，定名《楚辞》，“楚辞”遂为诗歌总集专名。其中屈原所作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离骚》篇尤为代表作，故“楚辞”一体又称“骚体”。某些作家虽非楚人，但所作仍有“其情其辞则楚”之特点。《楚辞》与《诗经》向来并称“风、骚”，篇章却迥然有别，其句式较长，句中常用“兮”字；篇幅较大，不回环复迭； “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有浓厚地方特色；想象奇幻，感情强烈，多用神话故事及历史传说，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为我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源头之一，对后世文学影响之深广，“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鲁迅语）。汉以来注释此书者代不乏人，影响较著者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有中华书局据《四部备要》纸型重印本)、朱熹《楚辞集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影宋本)、清王夫之《楚辞通释》(有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有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等。今人注释有聂石樵《楚辞新注》(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本)、朱季海《楚辞解故》(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本)以及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谭介甫《屈赋新编》(有中华书局1978年本)等。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九辩／招隐士

楚辞

诗总集。此书为战国至汉楚人所著具有楚国地方风格的诗歌总集，其中大部分为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另外还有楚人宋玉《九辩》、《招魂》（或认为是屈原作品）、景差《大招》，以及汉人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此为十六卷本，是西汉刘向所编，今已不传。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释，称为《楚辞章句》，又加进自己所作《九思》，共十七卷，这是传至今世最早的楚辞合编本。楚辞，最早称为“辞”，是继《诗经》之后产生于楚的一种新的诗体，它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与《诗经》多是民间闾巷歌谣不同，楚辞则是文士们的呕心沥血之作。屈原是这一新诗体的开创者与完成者。他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浪漫主义和楚文化特色的诗体，用以摅写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屈原的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它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身世遭遇，而且系统地表现了他为之奋斗的先进的社会理想。屈原作品感情充沛，感染力强，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人竞相仿作，但大多是只能得其形式，很难达到高超的艺术境界。汉朝统治者是楚人，对楚辞有特殊的爱好。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皆以楚辞体作歌，《汉书·礼乐志》亦言“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都于寿春（此为楚国最后都城），刘安喜士好文，“著作篇章，分造辞赋”。对于屈原及宋玉等楚人所遗辞赋进行了编辑整理，辑成楚辞第一个整理本，其本人亦曾奉汉武帝之旨为《离骚》作“传”，这是楚辞第一个注本，惜已不传，此后班固、贾逵、马融皆曾为楚辞作注，均不传，流传至今的楚辞第一个注本即是东汉王逸之《楚辞章句》。《楚辞》一向与《诗经》并称为“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两大源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楚辞又以其奇情异想，宏篇伟构，以及美人香草的隐喻，绮丽的词藻为历代富于浪漫主义情趣的诗人所效仿。楚辞文深义奥，又多用楚地方言俗语，汉代已经难懂，解楚辞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故多以注本行世，白文本罕见。以楚辞名世之注本除《楚辞章句》外尚有《楚辞补注》、《楚辞集注》、《楚辞释文》、《楚辞灯》、《楚辞通释》等等。

楚辞

楚辞学专著。近人蒋善国编纂。此编主要录楚辞白文，加以新式标点，句后附校记。每段之后有简单文字以櫽栝段意。书前附有四文值得注意。一、胡适《读楚辞》。胡适提出“屈原是谁”的问题，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他从中总结出五大可疑之点。认为传说中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其结论是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战国末楚怀王入秦不返，是楚民族伤心事，民间流传有关楚怀王传说，屈原是此故事的一部分，当时怀王是正角，屈原是配角，郑袖为花旦，靳尚是小丑。秦亡后，怀王神话失去作用，原来作配角的屈原反成为主角。胡氏还认为楚辞二十五篇决非一人或一个时代的作品。二、陆侃如《读〈读楚辞〉》。文中主要批评了胡适否定屈原存在之论。陆氏认为，屈原与黄帝、周公不同，后者是在无信史的时代，前者是在有信史的时代。黄帝、周公成为“箭垛式”人物，屈原则不可能。三、徐旭生《天问释疑》。此文主要批评胡适在《读楚辞》中对《天问》的否定。胡适云：“《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以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而徐氏认为《天问》中提出一百八十几个问题，其大胆的怀疑，是“思想进步的先河”，没有这些便没有知识，没有科学，何“卑陋”之有？ 徐氏认为屈原不仅在文学史上有地位，而且在哲学史也应占相当的一席。四、蒋善国之《引言》。其中谈楚辞“定名及意义”、“楚辞在艺术界底批评”、“屈平作品底次序”、“屈宋以后作品”，见解平正通达。此编有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梁溪图书馆排印本。

《楚辞》

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楚辞》传入日本的时间至今尚难确定，最早的资料是《大日本古文书》第一卷的《写书杂用贴》（正仓院文书）所录：“《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730)七月四日，高屋连赤麻吕”，据认为，这里的《离骚》是指王逸注《楚辞》十六卷。平安时代初期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录有“《楚辞》十六卷，王逸”，当指同书。狩谷掖斋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注证稿》则作“隋志，《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旧唐志，《楚辞》十六卷（王逸注），新唐志，《王逸注楚辞》十六卷”。同时，当时《文选》已成为贵族知识分子广泛阅读的书籍，书中的《楚辞》作品当为汉文学者所知。日本学者藤野岩友曾撰写《楚辞给予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一文(载《中国文学与礼俗》，藤野岩友著，角川书店，1976)，据其研究，《楚辞》已给七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怀凤藻》、《万叶集》发生影响。604年圣德太子亲自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中的第十条：“绝忿弃瞋，不怒不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其中的“人皆有心，心各有执”，与《离骚》中的“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脩以为常”；“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九章·怀沙》：“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有相通之处。《日本书纪》神代下第十段记叙彦火火出见尊至海神之宫的一段文字：“故彦火火出见尊忧苦甚深，行吟海畔，时逢盐土老翁。老翁问曰：‘何故在此愁乎？’”颇似《渔父》中的描写。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一些诗篇不难窥见《楚辞》影响的表现。下毛野虫麻吕《五言秋日长王宅宴新罗客序》：“夫秋风已发，张步兵所以思归。秋风可悲，宋大夫於焉伤志……草也木也，摇落之兴绪难穷；觞也咏也，登临之送归易远，”可以看到宋玉《九辩》悲歌主题的复奏。藤原万里《五言过神纳言墟》：“君道谁云易，臣义本自难；奉规终不用，归去遂辞官。放旷遊嵇竹，沈吟佩楚兰；天阍若一启，将得水鱼观”，运用了《离骚》香草喻高德的比喻手法与上叩天阍的典故。刀利宣令《五言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新知未几日，送别何依依”；吉田宜《五言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未尽新知趣，还作飞乖愁”，都是借用《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构思来写离别之情。藤原宇合《五言遊吉野川》：“野客被披薜，朝隐暂投簪”；藤原史《五言遊吉野川》：“飞文山水地，命爵薜萝中；漆姬控鹤举，柘嫒接鱼通”都移用了《九歌·山鬼》中对山中女神的形态描写。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卷一中额田王的长歌，言其以和歌判定春山万花之艳与秋山千叶之彩优劣的构思中，吐露出作者意识深处潜藏着中国悲秋文学的影响，在同一作者所作思念近江天皇的一首和歌(卷四，488)对秋风的描写也反映了同样的观念。据江户时代著名日本学学者契冲的研究，山部赤人描写富士山的《望不尽山歌》(卷三，316)中对雪满富士的描绘实出《九章》 “山峻高以蔽日”一句。这些考证都说明《楚辞》曾经是近江奈良朝某些文学家阅读的诗篇。进入日本近世，庆安四年(1651)翻刻了《楚辞集注》，题为《注解楚辞全书》，朱熹的另外两部书《楚辞后语》六卷，《楚辞辨证》二卷也同时刻印。至宽延二年(1749)又利用清人版本翻刻了《楚辞补注》，第二年《楚辞章句》也翻刻流传。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四卷(有康熙三十六即1697年自序)在宽政十年(1798)有两种刻印本，一种与林云铭原本相同，另一种则在栏外增入了清人屈复的《楚辞新注》八卷(有乾隆三年即1738自序)，这是秦沧浪增入的。日本人为《楚辞》作注的，首先要提到的是浅见絅斋讲解、其弟子笔录的《楚辞师说》，成书于元禄十四、十五(1701—1702)年，今收入《汉籍国字解全书》，浅见是据庆安本《楚辞集注》讲解的，这书训解继承了中古的传统，以音训为主，辅之以意训。另外龟井昭阴曾作《楚词玦》二卷。江户时代的汉学者也有学作辞赋者，但直接吸取《楚辞》诗境诗情者尚未发现。参阅青木正儿《新释楚词》(1957)，藤野岩友《楚辞》(汉诗大系，1967)，目加田诚《楚词》 (中国古典文学大系15,1969)。

楚辞

“楚辞”原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战国时楚国的一种诗体，二是指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用“楚辞”体写作的诗。西汉时这批诗作编集成书，此后一般即作为书名。《楚辞》收录战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人同类的作品，其中以屈原作品为代表，思想深遂，情感浓烈，想象丰富，词句瑰丽，与《诗经》并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深远。明万历四十六年绿君亭刻本，万历四十八年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楚辞》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 可谓兼之矣。……其文约， 其辞微，其志洁， 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举类迩而见义远。……推此志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中华书局本〕

汉·班固《离骚序》(《楚辞》卷一)

《文心雕龙》卷一《辨骚》人民文学出版社范文澜注本

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

屈原氏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运， 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沉雄伟博之辞。上陈天道，下悉人情， 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具网兼罗， 文词钜丽，体制深，兴寄超远， 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穷， 史谓争光日月， 讵不信夫！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楚词》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楚词》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楚词》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维沫校点本

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

楚辞

楚辞Chuci

战国后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体。这一名称最初见于西汉前朝，在汉代，人们又称之为“辞”，或与赋连称为“辞赋”。因为它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作，所以又被称作“骚”。宋代黄伯恩在《校定楚辞序》中说，这些作品用楚地方言写成，和楚国的音乐关系密切，其中记载了很多楚国的山川和物产，因此被称作楚辞。楚辞带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它是在楚文化的基础上融汇吸收中原文化的产物。楚国地处南方，气候温暖，山川秀丽，楚国人民在那里艰苦创业，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也养成了热情浪漫，富于想象，充满爱国情怀的民族精神。楚地很早就流传着一些民歌，如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它们句式长短不齐，句末或句中常加入“兮”等语气词，爱用比兴、谐音、双关等表现手法，风格清丽缠绵。同时，楚地还盛行着祭神的歌舞，它们庄严热烈，宗教气氛浓厚，带有浪漫情调。楚辞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在形成过程中还借鉴了《诗经》的表现技巧，吸收了楚国和中原地区的神话和历史传说，来自北方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也对这些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和代表作家，他以《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不朽作品奠定了这一诗体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其后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相继而作。到了汉代，楚辞得到进一步发展，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都有作品传世。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以下的楚辞作家的作品辑为16卷，东汉王逸为它们作了注释，又在此基础上加入一篇自己的作品，合为17卷为《楚辞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楚辞专集和注本。在文学史上，楚辞与《诗经》并称，是我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楚辞浓郁的地方色彩、强烈的浪漫气息、丰富多采的表现手法和自由灵活的诗体形式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白、柳宗元、龚自珍等很多著名作家都从中汲取了艺术营养。《楚辞》的重要注本还有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及今人马茂元的 《楚辞选》等。

楚辞

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形式。“楚辞”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有时称为“辞”或“辞赋”。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如萧统的《文选》中的“骚”类，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从汉代起，“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脱胎于楚地民间歌谣，是楚文化辉煌成就的代表。楚辞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它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相辉映的产物。
楚辞的作者主要是屈原。他创作出《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作品。在他影响之下，楚国又出现了一些楚辞作家，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未能流传下来。今存的王逸《楚辞章句》中，还保存了西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
楚辞在中国的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与《骚》并称，是中国古典诗歌两大源头。尤其是屈原的作品，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强烈浓郁的感情、非凡的构思与离奇的想像、瑰丽的文辞，使其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统一。楚辞中的比兴寄托手法，继承《诗经》又有新的发展，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因此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言诗、七言诗等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书局80年代有新版《楚辞补注》（洪兴祖撰）可供参考。

楚辞

中国战国时期在楚国兴起的一种诗歌形式。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人有时称之为“辞”或“辞赋”。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称之为“骚”或“骚赋”的。它源于江淮流域的民间歌谣，与《诗经》并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影响深远。从汉代起，《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为作章句。原本收屈原、宋玉及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辞赋16卷，为总集之祖，但久已亡佚。后王逸增收了自己的作品《九思》，成为17卷本《楚辞章句》，疏传至今，可以略见《楚辞》原本大概。《楚辞》在楚国固有的传统民歌的基础上，借鉴继承了北方文学《诗经》的艺术经验，并有许多发展创造。特别是其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奔放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言诗、七言诗的形成又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学者对《楚辞》都作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专著。除王逸的《楚辞章句》外，还有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

楚辞

(战国·楚)屈原撰。屈原 (前343—前278)，名平，亦名正则，字灵均。楚国贵族。怀王时，任左徒、三闾大夫。因遭谗诬，被疏远。顷襄王继位，将其流放江南沅湘间。秦破楚，悲愤万分，怀石投汨罗江死。是我国古代伟大爱国政治家和诗人。著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25篇，后人集为《楚辞》。司马迁说： “屈原放逐著《离骚》。” “屈原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 《史记》)《离骚》之作，开创楚辞一派文体，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前承风雅后启汉赋之重要作用，对后世影响甚大。屈著各篇作于何时何地，世间一直争论不休。察其内容，《离骚》当撰于放逐沅湘之际，《九歌》 系据南郢、沅湘间祭祀歌词改编而成。《九章》诸篇，多为其晚年流放沅湘时所作，其中《涉江》、《惜往日》、《哀郢》尤为明显； 《悲回风》、《怀沙》乃自沉汨罗前之永诀辞。至于相传《天问》作于益阳县南弄溪之滨后建有祀屈凤凰庙处，则为未定之论。《楚辞》一书，有汉刘向辑本。现存最早注释本，为汉王逸《楚辞章句》。北京、上海图书馆有该书明正德、嘉靖、隆庆等刊本。

《楚辞》

先秦诗坛继《诗经》之后产生于南方楚地的一种新诗体。楚辞之名，始见于汉初。至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辑为一集，定名《楚辞》，楚辞的叫法便流传开来。因为“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所以叫作楚辞。后人为了把它同“赋”区别开，又称之为“骚”。楚辞渊源于被称为“南音”的楚地民歌及巫歌。最早的楚地民歌保存于《诗经》中，如《周南·汉广》、《召南·江有汜》等。此外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的还有《楚人歌》、《孺子歌》、《越人歌》、《接舆歌》等。这些民歌的句式及“兮”、“思”等语气词的用法，正是楚辞诗型的滥觞。楚地祭祀神只的巫歌大都失传，但从屈原改制的《九歌》中仍可窥其概貌，其样式大体与楚地民歌相似。这些南音歌词的句型、韵式、节奏等对楚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楚国的文化环境、时代背景则从语言和风格方面绐楚辞打上了南方特征的烙印。所谓南音都是可以歌唱的，以南音为滥觞的楚辞最初也是附丽于音乐的歌辞，如楚辞中的“劳商”、“涉江”、“九辩”、“九歌”都是歌曲的名称，篇内的“乱”、“倡”、“少歌”也都是乐章的组成部分。只是到屈宋等文人利用它的形式抒怀写志后，才使它从乐曲中分离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用亲切的楚声诵读的新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