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诗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自由诗，但在创作上和理论上仍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二十年代后期，闻一多、徐志摩等人提出建立新诗格律的问题，主张“诗要有音乐美”，即诗要有音韵，易于朗诵。不久，北方出现读诗会，诗人们聚会一起，作诗的朗读实验，强调音节对诗的重要性。但诗坛上的意见并不一致。三十年代初， “左联”提倡大众文艺，中国诗歌会提倡诗要有朗诵性， “使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抗战爆发后，为担负起动员民众、鼓舞民众奋起抗敌的历史使命，革命诗人积极探索与大众接近、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于是朗诵诗首先得到重视和运用。1938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朗诵了柯仲平和高兰的诗歌，随后朗诵诗运动在武汉等地蓬勃地开展起来。冯乃超在《时调》创刊号发表可视为朗诵诗宣言的《宣言》，文中写道： “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让它吸收埋葬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音重张，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该文对推动朗诵诗运动的开展作了有力的号召。两年后，在大后方重庆，光未然（张光年）等人组织了诗歌朗诵会，举行过诗歌朗诵晚会。但由于国统区的种种限制，朗诵诗活动只局限于文艺界及文艺爱好者的圈子里，并未普及到群众中去。1938年后，朗诵诗活动在延安兴起，才真正使诗歌“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在延安致力朗诵诗运动较早的文学团体是柯仲平领导的战歌社和“西战团”的战地社。他们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朗诵诗的创作、朗诵和研究。其后，又有以萧三、柯仲平为负责人的新诗歌会。他们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当时延安的许多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积极开展朗诵诗运动，先后举行过多次诗歌朗诵会、讨论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朗诵诗运动由延安又传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深入，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1946年下半年，臧克家、安娥、任钧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诗歌朗诵协会。很快得到各地诗歌工作者的响应，沈阳、西安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分会，积极开展诗歌朗诵活动。关于朗诵诗的理论探讨，常任侠的《论诗的朗诵和朗诵的诗》和洪深的《戏的念词和诗的朗诵》，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对解决朗诵诗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起了促进作用。诗人柯仲平、艾青、田间、光未然、臧云远、高兰等都写出了一些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优秀篇章。作为具有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盛行于广大城市与乡村。它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也对中国新诗的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朗诵诗运动langsongshi yundong

在抗日战争时期掀起的一次诗歌大众化运动。早在抗战前，中国诗歌会便首先提倡诗歌朗诵运动，但限于主客观条件，因而仅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上。抗战爆发后，在诗歌要面向大众的潮流影响下，诗歌朗诵运动重新得到重视。吕骥、锡金、高兰、朱自清等人从理论和创作上开始了对朗诵诗的探讨。1938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朗诵了柯仲平和高兰的诗，得到好评。于是朗诵诗便从武汉开始蓬勃地展开。冯乃超在《时调》创刊号上发表的《宣言》，可以说是诗歌朗诵运动倡导者的“宣言”。还出版过朗诵诗专集，高兰的《朗诵诗集》。武汉失陷后，诗歌朗诵运动一度在重庆出现，光未然、徐迟是这次运动的推动者；由“文协”发起组织一部分诗人、音乐家和戏剧工作者，举办诗歌朗诵会，组成诗歌朗诵队。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影响到延安、昆明等地。从延安出发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组织了诗歌朗诵队，在前线表演。延安的新诗会曾致力于诗歌朗诵运动，各种集会上也出现朗诵诗节目。甚至在抗战后期，在昆明等地，也曾有过热烈的诗朗诵运动，闻一多、朱自清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运动，对于扩大诗的影响，推动诗歌大众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局限性，它始终未能真正为广大劳苦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主要只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而且作品往往缺少艺术加工，热情有余，深刻不足。

朗诵诗运动

抗战时期的诗歌大众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作家深入生活，诗歌面向大众化的潮流影响下，诗歌朗诵运动重新受到重视。吕骥、锡金、高兰、朱自清等撰文进行了探讨。同时开始进行实践。在1938年10月武汉召开的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朗诵了柯仲平和高兰的诗，在文艺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冯乃超在《时调》创刊号上发表的宣言，可以说是朗诵诗运动的宣言。提出了“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从此这一运动在武汉蓬勃开展起来。高兰出有专集《朗诵诗集》。艾青写了著名的朗诵诗《反侵略者》。后来，朗诵诗运动风行波及到重庆、延安和昆明等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歌词，曾以朗诵诗形式，在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这次朗诵诗运动，对于扩大诗歌的影响，推动诗歌大众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