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论

主张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理论。认为人和动物一样，是自然条件的产物；人的体质、心理状况、人口和种族分布、文化水平、经济盛衰、国家强弱、社会发展速度等，都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在历史上，对于反对封建宗教神学，起过积极作用。但它用外部环境说明社会现象，以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这种理论产生于18世纪，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巴克尔和德国的拉采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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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决定论

把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产生于18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巴克尔、德国的拉采尔、美国的森普尔等。森氏的《地理环境的影响》，系统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体质、民族发展与国家历史的影响，强调自然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参见“哲学”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

主张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形成都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差异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都可以由气候、土壤、雨量、地形及其他地理因素来解释。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德斯鸠、泰纳、雷伯来、英国的布克尔，美国的享丁顿和森普耳，德国的拉采尔等。他们在大量的著作中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如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一书中说明气候及环境对法律及制度的影响，甚至宗教、商业、农业、婚姻制度等，都与气候有关。布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中指出，影响人类生活和命运的物质因素有四：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拉采尔最早从地理环境来考察文化，他深入研究了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内部生活和文化的形成，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形式，认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享丁顿和森普尔在《文明与气候》、《地理环境的影响》中不仅把生产、婚姻和家庭形式、犯罪、自杀、种族的差别、人口的分布和密度都归因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且认为社会的组织、文化的构造和发展、宗教信念、天才的数目、民族的兴衰等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19世纪曾风行一时，但20世纪以来，此种理论因其极端性、片面性而受到大多数人的批判，已逐渐丧失影响。

地理环境决定论

指人类活动或社会发展受制于地理环境诸因素 (如气候、土壤、自然资源等) 的学说。中国古代有地理环境影响于人事的概念，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人因地利而各修其业； 班固认为： “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但这些均未构成系统的学说。古希腊人希波克拉底曾强调气候对欧、亚民族性格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也谓居于寒冷气候中的北欧人具有充分的勇气，但却缺乏智慧和技巧，而亚洲人则反之，惟有希腊人介于两者之间，兼有智慧和勇气。这些观点曾给西方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于18世纪，是社会学和地理学的一个学派。认为： 人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的体质和心理状态、人口和种族的分布、文化的高低、经济的盛衰、国家的强弱、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地理环境。该理论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 “炎热国家的人民，象老头子一样怯懦； 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巴克尔也认为人类活动受制于四类自然因素，即气候、食物、土壤和一般的自然景象，后者尤其影响人们的想象力及其宗教信仰。上述观点在批判。神的意志决定一切。方面有进步作用，但把社会现象完全归于环境的影响，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巨大力量则是错误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

一种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发展、民族特征、国家历史和社会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自然地理环境确实对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亦有认识与改造的主动作用。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

一种西方社会学理论。地理环境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内的各种自然要素的总和，如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矿藏、生物等。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认为，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他们认为人同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的生理、心理，人口分布，种族优劣，文化高低，国家强弱，经济与社会发展，等等，无不听命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支配。这种理论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产生，当时对否定封建社会关于神的意旨决定社会发展的观念，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用地理环境这种外因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用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不仅不能正确解释社会现象，而且必然陷入唯心主义。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布克尔和森帕尔、德国的拉采尔等。

地理环境决定论

简称“环境决定论”，是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或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一种理论。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决定人类各种活动的形态、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民族的素质，甚至人类的行为和心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种理论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人类为了生存，离不开地理环境。在这一点上，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无本质的差别，仅有深度和广度的不同。这一论点的产生，是由于受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科学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局限，只看到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而未看到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主动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巴克尔、德国的拉采尔、美国的森普尔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弱，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巴克尔在《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中也说： “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 （如在印度） 使人们产生一种过度的幻想和迷信。”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地球表面居民的分布、人类迁移和民族特性等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关系，认为各地区人类活动的特征决定于各地地理环境的性质。森普尔的《地理环境的影响》系统地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体质、民族发展与国家历史的影响，强调自然条件的决定作用。这些观点曾广泛影响西方各国，并于20世纪初流传到我国。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神的意志决定一切的观点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地理环境开发、利用、治理、保护能力的增强，对环境主导地位的增强，这些观点日益显示其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