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的农业

四川农业有悠久的历史。距今四五千年就有了相当规模的蚕桑生产，古称“蚕丛之国”。后又称“蜀国”，据《说文》解释，“蜀”是蚕的象形。春秋战国时代，蜀地以织造精巧的“帛”而闻名，远销秦国和北方其他诸侯各国。秦统一中国后，以成都为中心设置蜀郡，当时蜀郡即以盛产织工精细、色彩绚丽的美锦而驰名天下，被誉为“蜀锦”。由于蚕桑生产和织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改善了人民生活。据《蜀典》描写当时“蚕市”的情形是：“民习俗重蚕事，每岁二月望日，相聚鬻蚕器于市，因作乐纵欢，泊暮而散”。其盛况可见一斑。同时，粮食生产也早在进行。成都平原在战国时期的稻谷生产已有较高水平。据《华阳国志》记述，公元前308年秦惠王伐楚，“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取楚商于之地”。足见当时四川积粮甚丰，兵源充足，支持了这场战争取得胜利。从秦孝文王开始，李冰大兴水利，修筑都江堰，广开稻田，于是蜀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由此得名。此外，茶叶也是四川开发很早的生产，《蜀典》说：“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则是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
西汉至两晋南北朝时代。汉代开导湔江，进一步扩大了都江堰的灌溉面积，并开山坡为梯田，普遍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三国时，诸葛亮又对都江堰大加整治，还专门设官管理。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农业的发展。这期间，成都平原已成为全国的重要水稻产区，蜀锦、蜀布遐迩闻名，蜀茶和蜀酒产销兴旺。渔业生产亦由捕捞转向养殖，据《魏武四时食制》记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说明东汉末年四川郫县等地已有稻田养鱼。当时中原多战乱和灾荒，四川相对比较有 一个好的生产环境，财富殷实，因此军需和赈灾的粮食供应多有赖于四川。据《华阳国志》称：“汉高祖伐楚，萧何发蜀米万舩而给助军粮”；又据《食货志》载：“汉武帝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下巴蜀粟以赈焉”。这颇能说明那时的四川已有了雄厚的农业基础。
唐宋时代。李唐王朝的280多年，四川农业继续得到发展。晚唐经过一段动乱，十国时期在四川先后建立了前蜀和后蜀政权。为了休养生息，增强国力，两蜀统治者甚为重视农业，均下过《劝农诏》。前蜀主王建的《劝农诏》谓：“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吾赤子，乐于南亩”。到后蜀主孟昶掌权时，蜀境大治，据《蜀梼杌》的叙述：“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村落闾巷之间，絃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货币充实，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赵宋时期，又对都江堰加以整修，并大力发展龙骨车提水、小型灌溉工程，建立了岁修制度；水稻、小麦、麻类普遍种植，其精耕细作程度与两湖齐名；茶叶生产不断扩大，出现了经营雇工百人的茶园，“蒙顶茶”被列为贡品；蚕桑事业进一步发展，丝织品种类繁多，仅蜀锦一项的花色品种即达30多个，质量与苏杭匹敌。但到南宋时，随着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蜀锦的宫庭用量大为减少，开始衰落。
元明清时代。元初的20多年间，政局稳定，四川出现过“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的局面，但整个元代农业无大发展。明代中叶至嘉庆前的300多年，四川农业又有较大进步，超过了前代。这期间，对都江堰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并创立了“用水之田，计亩出夫”的更为合理的岁修制度，灌溉工具也普遍改人力提水为畜力、水力提水；实行奖励农商的政策，鼓励移民。清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沈潜首倡蓄冬水，解决了历来丘陵地区缺水栽秧的问题，因此，水稻、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从美洲引进红苕、玉米推广到丘陵和山地。有10多个州县大量种植棉花，甘蔗在沱江、涪江流域迅速发展，形成了内江、资中一带的蔗糖生产中心，还从吕宋引进烟草，什邡、新都、郫县成为全国的烟叶名产区之一；经济林特生产日益兴起，“墙下桑树，宅内养蚕，习以为常”。蚕丝畅销东南沿海并经泉州转口销往海外，茶叶种植遍及川西、川东、川南，桐油远销国外，酒类中的五粮液和泸州老窖自明末即已出名。这期间，乾隆时什邡人张宗法撰写了一部综合性农书《三农纪》，包括天时、地理、灾害、作物栽培、畜牧兽医、产品加工、农村习俗杂事等内容，共24卷，33万余言，是传统农业的很有价值的经验总结。由于四川农业得到较大发展，民丰物阜，市井繁华。清嘉庆人张澍描写当时成都的习俗说：“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真是盛极一时。但在清代中叶以后，朝政日趋腐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伴随着军舰、商船侵入四川，重庆和万县被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四川沦为外国资本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的市场，农业生产逐渐衰退。光绪年间，受“洋务运动”的影响，成渝等地办起来的缫丝、纺织、制革、造纸、火柴等农产品加工工业，也大多在洋货竞争下纷纷倒闭。据史料记载，光绪33年至宣统元年的3年中，四川输出省外和国外的农产品总值只有500多万两白银，大宗的是蚕丝、药材；次为蔗糖、牛羊皮、烟叶、茶叶、白蜡、棉布、夏布、纸张；粮食外销量微乎其微，稻米输出总值仅3万两。其中销往国外的蚕茧、生丝价值151万两，占这项总输出额的82.3%；销往国外的牛羊皮价值35万两，占这项总输出额的62.5%。可见，四川农业作为外国资本的廉价原料市场，大受盘剥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