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综序

清汪森撰。见于《词综》(有清康熙十七年汪氏裘杼楼刻本、康熙三十年汪氏裘杼楼增补刻本、乾隆九年汪氏碧梧书屋补刻本、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庆甲校点本等)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作者对词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序中力辨“词为诗馀”说之妄。作者首先指出：“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也。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这表明，作者认为词与诗乃同时起源。诚然，将词的源头上溯至远古，仅仅是从“长短句”的语言形式着眼，未免忽略了燕乐的产生与词的起源的关系，忽略了词作为音乐文学的特性，因此很难为有识者所首肯，但它却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不失为一家之言，其主旨乃在推尊词体。为了证实己说，作者又进一步考察了六朝及唐代诗坛的情形，征引了下列事实：“迄于六代，《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其不即变为词者，四声犹未谐畅也。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当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矣。”其后，作者由“源”及“流”，概述了宋代词坛之大势：“西蜀、南唐而后，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转相矜尚。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长互见，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在宋代词家中，作者独心折于姜夔，而盛赞道：“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把西蜀、南唐以及宣和以来词风的转变，归功于姜夔的“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而置苏、辛一派的作家作品于不顾，这表现了“浙派”重形式、重格律的偏向。因为推尊姜夔，作者不免憾恨于“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他在序中表示，久以《草堂诗馀》为病，而欲纠其失，“顾未有以夺之也”。而朱彝尊编纂的《词综》一集，在他看来，正可取代《草堂诗馀》。序中推断说，《词综》行世后，“庶几可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其崇《词综》而黜《草堂》之意，尽溢于言表。序中还记及朱氏编纂《词综》过程中的一些情形：初稿为十八卷，作者“览而有契于心，请雕刻以行”。朱氏却说：“未也。宋元词集传于今者，计不下二百家，吾之所见，仅及其半而已。子其博搜，以辅吾之不足，然后可。”三年后，朱氏将该书“广为二十六卷”。而作者亦遵其嘱，“从故藏书家抄白诸集，相对参论，复益以四卷”。这样，“历岁八年，然后成书”。由上述记载，可以见出朱氏严谨的编纂态度。清代“浙派”词创始于朱彝尊，而作者为朱氏所撰写的这篇序文，可以说是“浙派”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