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解剖学的建立

十六世纪，由于解剖学的复兴，人们对于人体的正常结构和脏器形态有了基本的认识。当人们从事尸体解剖时，经常发现某些异常结构和病理变态，促使人们探求这些异常变化与疾病及其症状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病理解剖学。
维萨里后的博托尼(Bottoni,A.死于1596)、奥蒂(Oddi,M. D. 1526～1591)等人在尸体解剖时，已注意到病理变化。帕多瓦的本尼迪蒂(Beneditti,A.约1460～1525)已报道胆结石、卒中等病。波伦亚的外科教授贝伦格(Berenger,1470～1530)作过上百例尸体解剖，已记载尸检时发现的病理变化。柯伦波(Columbus,M. R.1516?～1559)曾报道畸形、心包炎； 科伊特(Coiter,V.1534～1600)报道了关节强直、脑渗出；阿伦佐(Aranzio1530～1589)报道了肿疡。罗马的欧斯塔修(Eustachius,B. 1524～1574)也作过病理解剖研究。
1507年意大利的贝尼维尼 (Benivieni,A. D. P.1443～1502)出版一部题为《论疾病的隐匿及明显的原因和治疗》(De Abditis Nonnulis de Mirandis MorborumCausis)的病理专著，内有111例临床记录，其中7例有尸体解剖记录，他已经试图将疾病的症状与尸体解剖发现联系起来。他首先描写梅毒症状，指出梅毒可以通过母体传给胎儿。书中还描写了胆结石、胃癌、纤维性心包炎、梅毒性骨膜炎、膀胱结石等。瑞士日内瓦的博内特(Bonet,T. 1620～1689)于1679年出版了一部解剖学汇编《墓葬》(Sepulchretum anatomicum seu anatomepractica ex cadaveribus)，内中收集自古到他那个时代的各种疾病记录和有关病理解剖资料，全书三大卷1,700页，有3,000份病例记录。此书堪称为一部古代病理学文献汇编(参见“博内特”条)。丹麦的巴托林(Bartholin,T. 1616～1680)的著作中也载有病理学发现，如心脏心包疾病、脑脓疡、胰腺癌等(参见“巴托林”条)。1670年荷兰的克尔克林(Kerckring,T. T. 1640～1693)明确指出尸检时心腔内部发现的凝块系正常的尸体现象，又报道了幽门闭塞、先天性心脏异常等病(参见“克尔克林”条)。1688年荷兰的布兰卡特(Blankaart,S. 1650～1702)刊出的《解剖学实践》(Anatomia practica ratinalis)一书中，记载有200例尸体解剖，内有结核病、子宫癌、卵巢囊肿、皮肤样囊肿等。荷兰的鲁谢(Ruysch,F. 1638～1731)所出版的图谱中，内有骨损害、结石、肝硬化等病理资料(参见“鲁谢”条)。
意大利学者塞万利诺(Severino,M. A. 1580～1656)的《脓疡论》(De Recondita Abscessuum Natura 1632)一书中，描写了各种肿胀，包括赘瘤(neoplasms)、新生物、肉芽肿(granulomatas)、淋巴腺肿等。1658年沙夫好森的韦普弗(Wepfer,J. J. 1620～1695)明确地陈述脑血管出血是中风的原因。意大利的兰锡西(Lancisi,G.M.1654～1720)在他的《猝病死》(De Subitaneis mortibus1707)中，探讨了猝死的部分原因，其中有心脏扩张、瓣膜赘生物以及各类心脏疾病等；对主动脉瘤形成的各种原因和类型也进行了探讨，着重研究心脏性主动脉瘤。蒙披利大学的维厄桑(Vieussens,R. 1641～1716)对心血管及其病理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在1705年第一次描写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瓣闭锁不全及其水冲脉的特征；他又观察到心包粘连与渗出；又描写了左心室、冠状窦以及冠状血管的分布(参见“维厄桑”条)。波伦亚大学的瓦尔萨尔瓦(Valsalva,A. M.1666～1723)曾进行上百具尸体解剖。他的《论人耳》(De Aure Humana Tractatus 1704)一书中涉及到耳的解剖、生理、病理等(参见“瓦尔萨尔瓦”条)。
莫干尼的《论疾病的位置与原因》(1761)是病理解剖学上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莫干尼不仅为病理解剖学确立了研究方法，而且为近代病理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参见“莫干尼”条)。
英国的赫伯登(Heberden,W. 1710～1801)是欧洲第一个描写夜盲症、风湿性浅表结节，同时已能鉴别水痘与天花。他在《希波克拉底箴言评释》(Commentarii 1802)中第一次对心绞痛给予了完全的描写，其中尚有一例动脉粥样硬化的尸检材料。1777年，莱顿大学的桑迪福(Sandifort,E. 1742～1814)创建了一所华丽的解剖博物馆。他的《病理解剖观察》(1777～1781)和《博物馆图览》(Museum Descriptum 1793～1835)是两部图文并茂的著作，图文中对炎症、先天性心脏畸形、疝气、肠梗阻、骨质性关节强硬、溃疡性心内膜炎均有描述。
十八世纪第二时期的病理学史起自亨特。亨特(Hunter,W.)曾描写动静脉瘤(1762)，他在《妊娠子宫解剖》一书中，曾描写骨盆的骨质软化变形(参见“威廉·亨特”条)。亨特(Hunter,J.)在 《论血液、炎症和枪弹伤》(1794)中，报道了许多病理学的观察，特别是有关炎症的观察(参见“约翰·亨特”条)。苏格兰的贝利(Baillie,M.1761～1823)，按照疾病的症状和器官的位置来整理病理资料，1793年刊出《人体中某些重要部分的病理解剖》以及1799～1802年出版的病理学图谱，可称为近代第一部系统的教科书和病理解剖学专著。在插图内第一次描绘卵巢畸胎瘤、包虫囊形胎块，其中有关肺气肿的插图也颇为典型，书中又叙述了风湿性心脏病。
十八世纪第三时期的病理解剖学，学术中心由英国转入法国巴黎。当时巴黎Bicetre医院的皮尼尔(Pinel,P.1745～1826)于1789年刊出的《哲学的病理学》(Nosog-raphie Philosophique)中，提出类似组织具有类似损害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来对比沙(Bichat,M. F. X.1771～1802)、雷奈克起到很大的影响(参见“皮尼尔”条)。高尔维沙(Corvisart,J.N. 1755～1821)于1806年出版的《心脏与大血管的疾病和器官损害》一书中，对于动脉瘤给予了详细的说明。比沙将病理学推向一个新阶段。比沙将人体物质分为21种组织，又将组织学的原理引入到一般病理学中来。他认为不仅要在身体个别部位和器官中阐明疾病现象，而且要深入到个别组织，他认为疾病并不是器官的反应，宁可说是在个别组织中形成的。由于他的影响，促使人们注意到疾病的位置是在组织(参见“比沙”条)。
十八世纪的病理学，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病理解剖主要是肉眼所见的病理现象，但是，十八世纪的病理学家已力图将尸检所见的病理变化与疾病及其症状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这个阶段可称为病理解剖学的奠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