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卷上

始计第一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 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作战第二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四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箕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貨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谋攻第三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全旅为上，破旅次之； 全卒为上，破卒次之； 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 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识众寡之用者胜； 上下同欲者胜； 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军形第四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宁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 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兵势第五

 孙子曰：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 节如发机。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 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 予之，敌必取之； 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卷中

虚实第六

 孙子曰：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敌人不得致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 至于无形，神乎！ 神乎！ 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
 故曰： 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第七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 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 归师勿遇， 围师必阙， 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第八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第九

 孙子曰： 凡处军、相敌： 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 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 欲战者，无附於水而迎客； 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 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 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 吾迎之，敌背之。
 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 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 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 辞强而进驱者，退也； 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 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 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 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 粟马肉食，军无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卷 下

地形第十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 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 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 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 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 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 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 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 吏强卒弱，曰陷； 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 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 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 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九地第十一

 孙子曰：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 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 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 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 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 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 齐勇若一，政之道也； 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凡为客之道： 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 入浅者，轻地也； 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 轻地，吾将使之属； 争地，吾将趋其后； 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 圮地，吾将进其涂； 围地，吾将塞其阙； 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 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 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 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是故政举之目，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廓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火攻第十二

 孙子曰： 凡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 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 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
 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 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第十三

 孙子曰：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 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 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 无所不用间也！ 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 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 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鉴赏]
 《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列为《武经七书》之首，《隋书·经籍志》载为“吴将孙武撰”。
 孙武，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北)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据史书记载，其祖先为陈国公子完，因内乱逃至齐国，后称田氏。孙武祖父齐大夫田书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后因齐国内乱，孙武出奔吴国。孙武到了吴国，羁旅他乡，便在一个边邑，大约离都城姑苏(即今苏州)不远一地隐居下来，同好友伍子胥朝夕相处，一边观察吴国动向，一边潜心研究兵法。以期待时而沽、显露才华，遂鹄志宏愿。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吴王僚发兵攻楚围潜(今安徽霍山东北),楚左尹隙宛等绝其后，吴军被困不得退。吴国国内空虚，于是，公子光宴请吴王僚赴会、遣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闾)”阖闾即位，“召伍员(伍子胥)为行人，而谋国事。”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吴王阖闾准备大举伐楚，但突将无前，甚觉踌躇，此际，伍子胥向吴王荐举了“折冲销敌”的孙武，于是，孙武被召见，带着“兵法”去见阖庐。而且通过“宫中美女”“小试勒兵”,深受吴王阖闾嘉许，而命为将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武为吴国在争霸兼并战争中立下卓越战功。
 《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据考证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公元前496—前453年)。现存本全书分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共13篇，5900余字。文字苍古雄劲，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战争的最一般规律。。
 《孙子兵法》历代都有著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孙子兵法》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均有“十三篇”《孙子兵法》的明确记载。《汉书·艺文志》作“《吴孙子兵法》82篇、图9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则有二卷、一卷的不同卷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孙子兵法》十三卷”。《宋史·艺文志》则有多种注本的著录，但不论卷数多少均为13篇。银雀山竹书《孙子兵法》为迄今最早的传世本，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现存的重要版本有南宋宁宗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三卷足本，宋刻与宋抄《武经七书》本；另有西夏文本以及其他明、清以来各家注本五十余种。日、法、英、俄、德、捷等国，均有译本。
 历代军事家对《孙子兵法》都推崇备至，尊为兵经之首。韩非在《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战国军事名著《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都引用发挥了《孙子》的若干军事思想。三国著名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并对孙子作了注释。唐太宗李世民同其名将李靖问对兵法时，十分赞赏《孙子兵法》,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明朝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说：“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国外对《孙子兵法》的评述也很多。日本人评论孙子“闳廓深远”、“诡谲奥深，穷幽极渺”;甚至还说：“孔夫子者，儒圣也；孙夫子者，兵圣也。……后世儒者不能外于孔夫子而他求，兵家不得背于孙夫子而别进矣。是以文武并立，而天地之道始全焉。可谓二圣人功，极大极盛矣！”美国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写到：“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苏联米里施坦因·斯洛博琴科在《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说：“最早、最优秀的是孙子的著作。……孙子的著作对亚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军事科学的发展都有巨大影响。”此外，文学家评《孙子兵法》是“与其说是兵学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是“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政治家评《孙子兵法》是“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哲学家评《孙子兵法》是“人生哲学”的大辞典。企业家评《孙子兵法》是企业管理的教材，企业竞争的指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孙子兵法》所反映的军事思想简叙一二。
 一、对战争的基本看法
 1.兵者，国之大事。孙武开宗明义，首先指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兵”是指战争，“察”是指考察研究。孙武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利害出发，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认真研究。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在战争问题上，孙武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逢世于干戈扰攘的春秋时期，自幼又洗礼于卿大夫门庭，陶冶于武士家风，耳濡目染，腹饱战戎之事。他目睹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现实，使他对战争问题逐渐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春秋初、中期，人们尚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作为“国之大事”之首，次之才是战争。然而到了春秋末年，孙武一反前说，把战争列为“国之大事”,抛弃了崇尚鬼神一类的祭祀，不能不说这是历史上一大进步，是对人类进一步认识战争本质的一大贡献。尤其他睿智地把战争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升华到理论上去认识，是在人类军事史、战争史和军事思想史上开启战争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第一人。
 2.“道”是战争制胜的首要因素。战争制胜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是，在宏观战争诸因素中，必有一方面因素是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孙武在论到战争制胜时，举出五个条件：“道、天、地、将、法”。什么是“道”?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显然孙武的“道”是指政治而言。至于“天”,孙武解释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讲的是“天时”。“地”,指的是“地利”,“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指的是将帅。“法”,指的是法规制度。孙武把道、大、地、将、法，称为“五事”,并在此“五事”基础上权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上卒孰练？赏罚孰明？”以探求战争胜负的可能性。这里孙武始终以“道”贯之，把“道”放在首位，这就自然而然地触及到战争带根本性的问题，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修明政治，建立起与政治相适应的法制，这是关系到胜败的根本原则。孙武能够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发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且政治尤为战争制胜之本，他这种高明的见解，超出同时代的人。尽管他尚不能从理论上彻底揭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不会认识到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行动，但他已经直观地看到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这一重要的思想发现，具有普遍性意义，历百代而不衰。
 3.举师十万，日费千金。孙武在考察“道”是战争制胜首要因素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其他因素的考察，特别是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通俗的说明。他在《作战》篇中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轻捷的战车)千驷，革车(重车、泛指辎重车)千乘，带甲(穿戴盔甲的士卒，这里指军队)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武把“十万之师”的一次军事行动的费用算得清清楚楚，需要“日费千金”。这就形象生动地阐明进行战争必须具备充足的物质条件，否则，“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而且是经济的竞赛。经济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孙武从经济入手研究并论述战争，是他认识战争问题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留心于历史上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如何解决战争与经济上的矛盾呢？孙武认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劳役不一再征集，粮秣不多次运输，武器装具从国内取用，粮食在敌国解决，这样，军队的食用就可以充足了。当然，再高明的“智将”也不可能每战都能做到“因粮于敌”,“取敌之利”的。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是再好不过了。孙武强调指导战争必须着眼经济，并不是完全寄托于从敌方夺取。而是要根据双方地域的广狭，物庶的众寡，投以筹算比较而争胜。他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指导战争必须紧紧抓住“度”、“量”、“数”、“称”、“胜”这五个环节，即根据土地幅员的大小，来判断物质资源的多少，进而推算出所能动员和保持兵力的众寡，再从双方军量力量的对比中，预见战争的胜负。这里孙武把土地面积的大小和所能提供的物产资源的多少，作为兵员众寡，军事实力强弱的基础，其立足点仍然是经济。孙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到经济对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并且提出解决战争中经济来源的办法及符合冷兵器时代战争经济特点，不仅是对当时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武认为，对于战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张“必以全争于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用兵打仗务求以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这样既免于长期顿兵于外，而胜利可以完满地获得。那么怎样去“全争”呢？“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指导战争的上策是以谋略制敌，其次是争取外交手段胜敌，再次使用武力败敌，不得已其最下策才去攻打敌人的城邑。孙武把“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作为战争中进攻的一个整体来看待。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只是实行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采取政治谋略和外交策略，达到政治上揭露敌人，外交上孤立敌人，使各方面的斗争密切配合，同样收到殊途同归之妙。孙武把政治谋略。外交手段和军事斗争融为一体，而且视战略赢胜重于战术、战斗争胜，以此“全争”天下的思想，体现他高屋建瓴的卓识和深遽的见地，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
 5.先胜而后战。总的来说，孙武的全部思想反映为战略进攻体系，不管是“伐谋”、“伐交”都是采取攻势。但是，孙武在攻势的前提下，落实到具体战争上，又反映一种“慎战”思想。强调战争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反对“先战而后求胜”。孙武认为，对于战争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与日俱烈的争霸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要幻想敌人不会进攻，而要凭借自己造成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孙武的备战思想，牵涉的面很广，从道、天、地、将、法，到“日费千金”的物资储备，方方面面都要为围绕战争做好准备，从而使主有道，将有能，兵众强，士卒练，建立起一支“霸王之兵”,以成霸王之业。不可否认，孙武的备战思想多是从进攻的角度谈备战，不是从防卫的角度论备战。这是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与他的为将身份，同时与吴王阖闾谋图争霸的使命相关。但是，孙武这种备战思想却启迪了后代，从中得到了不少的教益，为历代兵家所效法。
 二、重将治兵思想
 1.将者国之辅。孙武十分重视对“将”的任用。他认为，“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上贯彻国君的“道”(即政治意图),下“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全靠“将”对军队的治理，治理得好，就可以实现“道”的宗旨，治理得不好，就达不到“道”的目的。所以说，“将”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是有一定条件的，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等素质。所谓“智”,睿智多谋；信，赏罚有信；仁，爱抚士卒；勇，勇敢，果断：严，明法审令。必须克服五种性格上的弱点。即“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必死”,就是有勇寡谋，只知死拼，容易中计，就可能被敌诱杀；“必生”,临阵畏怯，贪生怕死，最易于殆失战机，就可能被敌俘虏；“忿速”,刚怒偏激，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廉洁”,高傲自恃，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污辱而失去理智；“爱民”,对百姓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就可能疲于奔命由烦劳而陷于被动。孙武把这五条称做“五危”。这“五危”如不克服，必然会带来“覆军杀将”的后果，则将“国必弱”而不可“辅”。因此，必须高度警惕，“不可不察也”。
 2.君命有所不受。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孙武任将思想的重大贡献。指出为将应不受任何权势束缚，要善于临机制变，因敌、因地、因情而变化。所以，孙武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周襄王十五年)冬十一月，楚宋二军战于泓水。宋军先列好阵，楚军正在渡河，宋大司马公孙固认为“彼众我寡，及其未即济也，请击之。”遭到宋襄公的阻止，认为：“不可”。楚军刚上岸，公孙固再番下令攻击，又遭到宋襄公的阻止“未可”。等到楚军全部部署就绪，才发起攻击，结果“宋师败绩”。如果泓水之战宋襄公不干预公孙固，趁“敌之人隘而不列”之隙，“半济而击”或许可以取得胜利，至少不至于大遭惨败，以至于宋襄公“伤股”而死。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孙武提出“君命有所不受”思想，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并不能设想孙武是为将帅争取社会地位而发。孙武有一个十分明朗的思想，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就是“君命有所不受”的真谛。
 3.利用分数治众治寡。孙武强调“将”的作用，更注意到士卒的作用(即军队的作用),而充分发挥士卒的作用，就要加强对士卒的治理。孙武称为“治兵”,孙武说：“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一个既不了解军队情况又不懂得管理治兵办法的统帅，将会使士卒产生迷惑和疑虑，这就等于扰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因此，孙武认为要建立一支胜利之师，“霸王之兵”,首先要加强对军队的整治。整治先从组织编制开始。孙武没有指明编制序列，但指出了组织编制的方法。他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系指军队基层编制；“数”,乃指其军队整体。孙武用一个“分数”之法，把几十万人的军队组织严密，层层节制，条理井然，“携手若使一人”。又象常山(即北岳恒山)“率然”之蛇一样，首尾一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作战中，做到“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武这种把数学上的运筹术引向军事领域，利用“分数”之法，平素严谨治军，战时，逐级协统，专一致敌，这不能不说是孙武在当时治军的一大成就。
 4.采取严爱赏罚治兵。孙武除了利用组织编制管理军队外，同时还采取严爱相兼，赏罚并重的方法“治兵”,严爱、赏罚都是从人的心理上修治。所以孙武说：“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孙武强调，将帅要象对待“婴儿”、“爱子”那样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不言而喻，孙武把士卒当成“婴儿”“爱子”一样对待，是为了使士卒去“赴深溪”,“与之俱死”,就是为了实现国君的“道”而患难与共。但是，孙武提出的“爱”,并不是溺爱，孙武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意思说，对士卒如果过分的厚爱而不使用，一味溺爱而不令使，违章而不惩治，那就如同骄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为了防止这种“骄子”的出现，孙武提出在“爱”的前提下，要从严“以教其民”,“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用政治道义去教育士卒，用军纪法规来统一步调。孙武认为，“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就是说想用系住马匹，埋起车轮的办法来隐定军队，那是靠不住的。要使三军齐心奋勇若一，全在于教育有方，治兵得法。但这只是治兵的一种手段。要使士卒自觉地“可与之生”,“可与之死”,就离不开赏罚。他在《作战》篇中清楚地指明：“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相反，对于畏敌怯懦者，要根据情节施以处罚。但“罚”要合“度”,“卒未亲服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服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这与《管子》“教其心以赏罚之诚”,“赏罚明，则勇士劝”是一个道理。孙武这种从“心里”,即“人情之理”入手，教育开路，严格管束，赏罚监护，一整套“治兵”方法，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从而建立了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霸王之兵”。
 三、主要的战略战术思想
 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武战略战术思想的精华，这是一条指导战争的普遍原则，着重指出了解决战争胜负的中心环节和基本内容，以及“知”与“战”的辩证关系，把“知”和“战”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指导战争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手段，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知彼知己”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前提，“知”是指导战争的核心，由“知”方可以“战”,由“知”才能预知“战”的方法。所以，孙武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的主要对象是谁呢？孙武清楚的指明先是“彼”。必先察敌之情，审敌之势。“知诸侯之谋”,“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知战之地，知战之日”。“知彼”之后，再“知己”,再同“己”作一比较，“知吾卒之可以击”或不可以击，“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战争，权衡战争胜负。“知彼”和“知己”缺一不可。“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可见“知彼知己”的重要。如果将帅不能做到“知彼知己”,他将是“非人之将也，非主(国君)之佐也”。若是国君不能做到“知彼知己”,他必将是“非胜之主也。”都是“不仁之至也”。为此，孙武强调务必要“知彼”,乃至要不惜“爵禄百金”,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包括任用技艺高超，智谋超群的“间谍”,去侦察敌情，刺探情报，将对所获的情况“校之以计”,力求得出对敌情判断正确的结论。孙武认为“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武把“知彼知己”作为预知战争胜负、制定战争策略的重要依据。事实也是如此。军事活动的舞台是建立在敌我双方客观条件之上的，只有对敌我双方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各方面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知彼知己”方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才能取得战争的自由和主动、行动起来目的清楚，方向明确，有的放矢，“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武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它经受了长期战争实践的检验，至今仍是科学的真理。
 2.兵贵胜，不贵久。“兵贵胜，不贵久”是孙武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之一。他在《作战》篇中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又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里孙武把“胜”建立在“速”的基础上。实现“速”的手段，就是“乘人之不及”,“攻击所不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敌于迷朦之中。孙武从“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出发，着重阐述在进攻作战中速战速决的战略主张。反对作战中的旷日持久，认为战争日久将会带来经济上更大的负担，军事形势的不利，政治形势的危害。一般说来，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在战役和战斗方面，无不要求速决，战争持久总是要带来更多的不利。在春秋时期，军事上的战略、战役和战斗没有严格区分，从这个意义上孙武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战争的持久和速决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由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所规定的，主观努力只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必须弄清在具体情况下的持久或速决的依据，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
 3.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战争的主动权。孙武认为，既要战争，就要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不败之地，重要的是争取主动。“致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致于人”,被敌人所左右。使敌受制于我，我成为“敌之司命”。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指导战争的中心问题。但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并不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首先创造条件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创造条件、捕捉战机战胜敌人，“先胜而后求战”。尽量造成一个在力量分配上“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的优势，在总的力量对比上“以镒称铢”的客观基础。在时机的运用上，做到“后人发，先人至”,“先处地而待敌”;对于有利的地形，必“我先居之”。总之，以我之治待敌之乱，以我之静待敌之哗，以我之逸待敌之劳，以我之饱待敌之饥。孙武“致人而不至于人”的思想，为历代兵家所推重，奉为信条。《鬼谷子》说：“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尉缭子》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都是孙武这一思想的体现和申述。《唐李问对》一书中，更对这一思想称赞备至，如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可见孙武“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的重要，实为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
 4.出奇制胜。出奇制胜是兵家作战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孙武说：“战势不过奇正”。无论攻、防、遭、追、退，从作战指挥上说不外乎“奇”、“正”两种形势。只有正确、巧妙地处理奇兵和正兵的辩证关系，才能做到出奇制胜。宋代王晰在注释《孙子》时指出：“奇正者，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也。”足见奇正的运用是出奇制胜的关键。运用奇正的基础在“正”,妙在运“奇”,二者相反相成，若“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恃，难以控制也”。奇正之法，贵在掌握奇正变化，而奇正变化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种“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势”,即指军事力量形成并得以有效发挥的态势；“节”,能使力量恰好战机、有速度、有节奏地得以应用，“势如弩，节如发机。”奇正的变化就在于此，使敌人猝不及防，给敌人“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打击，出奇制胜。
 5.避实而击虚。“避实而击虚”,是孙武的一条重要的用兵原则。“避实而击虚”,就是要避开敌人的坚实之处，攻击其虚弱之点。孙武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坚石)投卵者，虚实是也。”孙武用“碫”、“卵”二字，把“实”、“虚”形象的表现出来。虚实是客观存在的，用兵之要，重要的是能够明察虚实。虚实用于军事上，系指构成军队，也即构成军事力量等各方面素质，包括兵力的数量、质量、物资保障，以及战争准备等各方面因素，如孙武在兵法中所说的怯、弱、乱、饥、劳、寡、惰归、无备都是“虚”;勇、强、治、饱、佚、众、锐气、有备都是“实”。“避实而击虚”,首先在于识虚实之情，只有弄清虚、实，才能真正正确的指导军队地作战行动，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受其害。既然如此，怎样去察敌虚实？孙武指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通过“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四种手段，弄清敌人的“得失”、“动静”、“死生”、“有余不足”等情况，也就判明了敌人的虚实。明察审敌虚实，只是对敌情虚实的了解和掌握，要想做到“避实而击虚”,那就要善于转换虚实，变己虚为实，变敌实为虚，造成己实彼虚的有利态势。如孙武说：“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不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敌人处于坚守之地，依托高垒深沟，我采取“攻其所必救”,调敌离巢而战；当我虚敌实，不利于我同敌交战时，我便“乘其所之”,改变敌之去向，引向歧途，扑而不着。以此，诱敌发生错觉，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这样虚实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达到了虚实转换的目的。“避实而击虚”是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是战争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正确的认识虚实，巧妙地转换虚实，造成局部的相对优势，乘敌之虚，将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
 6.识众寡之用。识众寡之用，是指导战争运用谋略的核心，兵力的众寡向来是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孙武认为“以十击其一”易胜；“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易败。然而，战争情况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识众寡之用”,也还必须因敌、因情、因地而制胜，才能使“众寡之用”恰到好处，发生效益，落到精微处。历史上以寡胜众的战例举不胜举。所以孙武说：“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老一套，而是因敌因情的发展而变化无穷。一句话，“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孙武又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这清楚地告诉人们地形在战争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他把判断和利用地形看成是“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从而确立了“兵因地制胜”的原则。事实也是如此，不管“用众用寡”,一切军事行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形，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确定不同的作战方针，也是“识众寡之用”以赢得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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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著作。春秋未期吴将孙武著。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共十三篇。作者曾将此书呈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主要内容涉及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军事地理、阵地战、军事情报及军事道德等问题。在军事道德方面，提出“将德”，认为为将之道，要具备五种品德，即智、信、仁、勇、严。并认为将德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提出“将有五危”， 《九变篇》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宋代列该书为《武经七书》之首。18世纪后传入欧洲，被译成法、英、德、捷、俄等文，并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齐名。主要文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并有《吴问》等佚文数篇。近人郭化若有《孙子今译》。另有曹操、杜佑、李筌等注本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