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与改良派的论战

1905年到1907年间民主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进行的论战。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积极宣传三民主义纲领，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仇恨革命，高举君主立宪大旗向革命进攻。双方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主要喉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论战，两派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的报纸也都投入了这场斗争。双方的斗争是围绕三民主义的内容全面展开的。民族问题上，改良派借口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来调和国内的满清统治者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提出“满汉一家”的谬说，否认反清革命的必要性。革命派斥责改良派的主张是“认贼作父”，“甘附卖国的满奴”。指出清政府一贯执行“以一民族制一民族”的民族歧视政策，只有推翻清政府，满汉之间的矛盾才能消除。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攻击民族革命为“复仇主义”，污蔑“革命排满”的口号是要杀尽满族人。孙中山则对民族革命进行了分析：“民族主义并不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假如我们进行民族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碍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民报周年纪念演说词》)击败了改良派的恶意攻击。改良派制造革命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干涉的舆论，宣扬反清革命必导致亡国灭种的谬论。革命派则是指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的衰弱，因而“非排满不能弥瓜分之祸”；同时革命只排满而不排外，帝国主义是不会干涉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问题，即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激烈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康有为坚持“三世说”的观点，认为由“据乱世”必然经过“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即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认为中国人“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程度未及格”，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劝告”清政府实行开明专制，或“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则提出人民程度不够，是历代统治者压制造成的，在革命过程中人民可以受到锻炼。所谓“开明专制”实际上是要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被清朝统治者所奴役的地位。孙中山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真价也。”(《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革命派在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同时，又提出了以“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为中心内容的民生主义，并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与一役。”梁启超在《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中提出30多条“理由”，从财政、经济等方面对同盟会的主张提出反对。指责土地国有制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在《开明专制论》中攻击革命派“欲夺富人之所有以均诸平民”，并说“敢有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革命派则认为实行土地国有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还认为，不进行政治革命则社会革命就得不到保证。这次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论战之一，它为辛亥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