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多wǔduō

解放初期在基层工作中存在的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表册多、组织多、干部兼职多等5种不良现象。例如：“纠正城乡‘五多’现象，是我们反对错误领导，实行正确领导的有效步骤。”(《新观察》1953.15.3页)“虽然反对过‘五多’，但是现在农村里会议多的现象还是严重的。”(《新观察》1956. 13. 31页)“对于‘五多’，要采取各种办法抵制。”(《红旗》1966.5.11页)“要精简会议、报表，克服‘五多’。”(《人民日报》1977.2.18)

五多

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是建国初期我党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利益的问题。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应是围绕着农业生产并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在过渡时期，我国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的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和农村中的“任务”，必然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五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央认为，这已经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因此，1953年3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解决‘五多’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及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并对中央、各大区和省（市）、专区和县各级如何清理解决“五多”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使“五多”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