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御製條問曰：此章第一節言文王之事，第二節言武王之事，第三節言周公之事，皆引聖人盡道之事以明盡中庸之義也。然武王之纘緒，周公之制禮，固可謂盡道之事，而至於無憂之為道，則其説難通。蓋父作子述，安享其成，政可見無為而已，何處見文王之道耶？或謂無憂非道，而所以無憂者即道。父作者，積功累仁之事；子述者，繼志述事之孝。此豈非道之所在乎？若如是説，則其所謂道者，乃王季、武王之道，而非文王之道矣。或謂既曰‘父作’，則必有所以繼承者；既曰‘子述’，則必有所以啓佑者，此即文王之道也。若如是説，則是將仰思‘肯（搆）〔構〕’，俯思‘燕翼’[1]，恤恤乎憂勤之不暇，而尚何無憂之云哉？欲聞明的之論。
臣熙洛對曰：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非文王安能盡無憂之道耶？蓋天佑成周，惟文王時乃第一恰好底。上焉而有積功累仁之憂，下焉而有順天應人之憂，文之所以為文，只在‘純亦不已’，與上天同其載而已。夫以上天之無為，而不可謂上天之無其道，則父作子述之間，所謂無憂者，不是安坐喫飯，專無攸為，乃是承前畀後，别無惕厲憂勤者也。處日用之常，盡當行之道，‘緝熙敬止’，綱紀四方者，實與武王、周公之盡道同一其道，而所争者只是有憂無憂之間，則或者兩説恐不足多辨。
御製條問曰：‘纘、緒’二字，只是汎言承業，未必包貫下文‘壹戎衣’之意。苟或包下文，則是不獨大王有翦商之志，王季、文王亦是伐殷之心，不亦畔道之甚耶？然以章句觀之，則引詩書‘肇基王迹’、‘實始翦商’之語以明纘緒之意者，似若以‘戎衣’以下數句為纘緒内事者，此果有説耶？
臣熙洛對曰：不特大王、王季、文王之心為然，使殷而一分悛惡，則武王豈為之哉？‘纘、緒’二字，祇是承業之謂，而不是下文‘壹戎衣’之意也。書曰‘肇基王迹’，是武王告成之日，推言先王啓建之功，非大王有伐殷之心而基之。詩曰‘實始翦商’，是閟宫祭祀之時，歷言居岐之業，非大王有翦商之心。而始之所謂纘緒，不過聖繼神承，紹述先公之業，何可以‘戎衣’下數句看作纘緒事耶？
御製條問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章句曰：‘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蓋用鄭注。然后稷雖不在追王之中，而實為七廟之主，故周人原稱后稷為先王，如殷人稱契為先王之例。武成言后稷之事曰‘我先王建邦啓土’，即其證也。鄭氏注周頌天作詩云：‘先公自祖紺以上，至于不窋。’與此章注説自相矛盾，而其實得於詩箋而失於禮注。朱子之舍詩箋而取禮注，果何義也？
臣熙洛對曰：釋經之例，一就經文而稱停之。此章言武王、周公之孝在於追遠，而后稷為别姓之始祖，天作詩言‘高山’，在岐西地，而不窋始竄戎狄間，為開創之祖。以禮注擬詩經，有礙開創之義；以詩注解此章，有礙追遠之義。朱子之舍詩箋取禮注，其以是乎？
御製條問曰：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繼曰‘斯禮也，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則是謂祭祀與追尊之禮皆達於上下也。然下文獨言喪祭隆殺之别，而不言追尊之禮，何也？且大夫、士追封出於後世，未必周公時已有此禮，果有傳紀之可徵耶？
臣熙洛對曰：追尊之禮，禮制有限。喪制之禮，上下通行。故上文曰‘斯禮也，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云，而下文獨言喪祭以示隆殺之别，蓋是生民常有之事，而不可廢者也。説者以後世追封謂出於追尊之餘意，則當日制禮之初，大夫、士之無此禮，恐不足疑。
御製條問曰：追王即武王時事，稽之經傳，其説斑斑。武成告羣后有大王、王季、文王之稱，金縢書亦有大王、王季之稱，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成而退[2]，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則武王時已舉追尊之禮，而此章乃以追尊為周公之事，何也？同出於經而有此參商，將何所的從耶？
臣熙洛對曰：經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武王受命之日，周公已有參贊之功，而王號出於是時。説者謂武王時且是呼唤作王，至周公制禮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寶。蓋追尊三王，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則武成、金縢、禮記俱稱大王、王季、文王者，恐是王號之起於武王而成於周公，此章直以為周公事，非以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