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世界列强纷纷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河北农村经济也受到严重打击。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工业品的侵入主要是在 “五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附近，直隶 （河北的旧称）蒙受的影响不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各国掠夺中国原料并向华北各地倾销外国工业品的重要基地。19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纺织业也开始从中国收购原料，他们把棉花在国内加工成棉纱，然后再向中国倾销。在中国主要产棉区之一的直隶，洋纱基本取代了手工土纱。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外国工业品的冲击下日益走向解体。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河北，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 “三光”政策，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造成大量耕地荒芜，农业生产衰败。日本还通过种种手段，大肆掠夺河北的棉花、羊毛、猪鬃等农副产品。与此同时，日货充斥城乡市场，使河北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都受到严重打击。1949年河北省粮食总产量为269.5万吨，棉花总产量为10.8万吨，与1936年相比，分别下降43.1%和49.6%。
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农业生产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河北各解放区在建立民主政权后，开展互助合作、军民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49年冀中、冀西和冀南解放区，粮食平均亩产77.6千克，比全省平均亩产高33.8%; 花生亩产为79.5千克，比全省平均亩产高12.3%。但就全省来讲，农村生产仍很落后。
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河北省广大农村居民依靠大自然赐予的条件，勤奋劳动，艰苦度日。由于重农轻工，重农轻商，又缺少文化和科学技术，分工分业极不发达，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封闭、停滞状态。
河北农村带有浓厚的自给性、封闭性的自然经济色彩，棉花织成土布以供穿用，芝麻做香油，小麦做面酱以供自食，粘土烧砖、烧黄绿盆以供生活之需。分散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 “四匠” (木匠、泥瓦匠、铁匠和石匠)、“四坊” (磨坊、粉坊、油坊和豆腐坊)遍布乡野。这些匠坊，设备古老、简陋，劳动强度大，本小利微，皆惨淡经营。
20世纪前叶，河北农村亦有工商业较发达的社区，但属凤毛麟角。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束鹿县 （今辛集市）志记载： “束邑人烟稠密，天然物产原不敷用，唯多开工厂得其赢余稍可馈贫。辛集一区，工厂如林，皮毛各行每厂不下数十人，远近诸村多依此为生活”。皮毛经营，“南北互易，远至数千里”，但“无挟巨资获厚利远涉重洋，如闽粤之富商大贾者”，1916—1918年，以高阳县城为中心包括安新、蠡县、任丘、清苑等县部分区域在内的高阳棉织区形成。高阳县织机 “每户一机或四五机者不等”，“轧轧之声，比户相接，响彻昼夜”，“集期一至，毂击肩摩，商贾云屯”。此时有11万男女农工从事织造，操纵着2.7万台布机，年生产300万匹土布，消费掉8万包棉纱。新兴的民族商业资本掌握着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收购、运销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