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农副产品收购和销售实施计划管理

这从政策到制度、办法均相当严密，且在不同时期又有所变动调整，但基本特征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
1. 统死了粮、油、棉。在粮食收购上，统购数量很大： 1957年为49.81亿公斤；1959年竟高达60亿公斤；1960—1962年减少到33.5亿公斤；1965年起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3年不变政策，实际收购量稳定在38亿公斤左右；1968—1980年，长期稳定在35亿—40亿公斤上下。油料统购量，1952—1953年，为2亿—2.5亿公斤；1954—1959年升至3.5亿公斤；1960—1962年，调减到1亿公斤以下；1965年升至2.5亿公斤；70年代末期以来，因政策调整提高收购价，收购量达10亿—13亿公斤，作为统购任务则定为7亿—8亿公斤，最后稳定为5.5亿公斤。棉花统购部分，1952年为2.6万吨；1959年达9.35万吨；三年调整时期下降到2万—2.5万吨；1965年以后升至15万吨；随着70年代末期以来的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将计划任务调为10万吨。
2. 派购品种越来越多。1956年开始对生猪实行派购；到1962年派购品种达100个左右；以后又增加了中药材等品种，总数达120多个。大多数派购品种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划转到二类产品或放开经营为止。
3. 扩大农产品专营和统一收购范围。从1953年起，陆续对茶叶、烤烟、蚕茧、大麻、苎麻等重要出口商品，规定只准国营专业公司收购或委托供销社统一收购。1956年，为加强计划管理，又规定烤烟、黄麻、苎麻、大麻、甘蔗、茶叶、家蚕茧、羊毛、生猪、牛皮和若干中药材，以及供出口的苹果、柑桔等为统一收购物资。1957年8月，规定凡属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副产品，不准进入自由市场，并新增一批统一收购物资，计有土丝、羊绒、杂皮、桐油、楠竹、棕片、生漆、核桃仁、杏仁、黑瓜子、白瓜子、栗子、集中产区的木材等。并对农民自留部分需要出售的产品，规定只准卖给国家委托的收购商店。
4. 计划的补充手段。即奖售和换购。1962年以后，为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扩大国家掌握货源，采取了带有经济补偿性质的收购形式：
❶奖售。列入奖售收购的有棉花、油菜籽、花生果、烤烟、麻类、茶叶、蚕茧、甘蔗、出口水果、肥猪和部分中药材、部分土特产品等10多个品类。奖售物资为低价供应的粮食、化肥、棉花以及食糖、煤油、肥皂等生活日用品。这一奖售政策一直延续到90年代；
❷换购。这主要是收购农民完成任务后留下的和自用的产品，是在1962年时商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同农民采取的“低对低”(收购、销售都是计划价格)、“硬碰硬”（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实物交换，它贯彻了等价交换或接近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实行的时间很短，到1964年就基本停止了。
在单一的计划体制下，首先是农业生产的作物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交售量以及播种、管理、收获等主要措施，几乎全部由上级领导机关统死，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没有自主权，加上价格长期背离价值，结果是既制约了集体经济发展，又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急于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把多种所有制商业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对集体商业采取合并政策，对个体商业搞所有制“升级”，这种单一的国营商业流通渠道，长期影响了生产发展。再次是农村集市贸易冷冷清清，50年代起对集市越管越严、上市商品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大部分集市被关闭弃置，“文化大革命”中又大批“三自一包”，几乎关停了所有集市，农民被迫赶“暗场”或搞场外交易，农村集市处于完全取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