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民党的“攘外安内”政策与统治的加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以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为目的的严重事件——“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把东北地区拱手让给了日本，日本得寸进尺，并开始向热河进攻。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但是，蒋介石根本不顾全国各阶层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统 一方能言和”。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镇压国民党内各反蒋派别，二是平息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蒋介石的“攘外”，即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蒋介石认为，中国是个弱国，凭目前力量难以抵抗日寇的侵略，因此目前只能“忍耐”。
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采取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定约”的方针，不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而是希望通过国联来制裁日本。国民党在外交上的懦弱形象，使日本步步进逼，不断制造事端，对华用兵。同时，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也乘机进行反蒋活动，以抨击蒋介石不抗日，逼蒋下台。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和胡汉民的矛盾激化。蒋介石主张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胡汉民反对。因此，在全会召开之后，蒋介石将胡汉民幽禁于南京汤山。1931年5月，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使蒋介石独揽的党政大权从法律上得到了巩固和保证。
蒋介石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后，引起了国民党内反蒋派的不满。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及两广的地方实力派等，云集广州，于1931年5月27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并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宁粤分裂局面形成。
以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等为代表的粤方坚决反蒋，但这种分裂局面已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抗日形势所不容。宁方开始派代表同粤方会谈，粤方在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以释放胡汉民为先决条件，决定与蒋介石重新进行合作。不久，蒋介石释放了胡汉民。10月22日，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会谈，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0月2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达成了宁粤双方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协议。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做了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的惟一出路》的开幕词。会议决定恢复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政治关系而被开除党籍的李济深、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宋哲元、冯玉祥等12人的党籍。成立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定“九一八”为国难纪念日，并希望通过国联以盟约来约束日本，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
1931年11月18日至12月5日，粤方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召开，广州召开的四全大会，在胡汉民的主持下，提出了要蒋介石下台，改组南京政府等主张。上海四全大会，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召开，并新选了一些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三个国民党“四全大会”结束后，宁方电邀粤沪中委来宁举行一中全会可同粤方合作，但粤方坚持要蒋介石下台才去南京开会。迫于粤方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12月15日发表下野通电。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批准蒋介石的辞职申请，并推选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宁、沪、粤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央政制改革案”“改进党务案”。全会推选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叶楚伧、居正、顾孟余、孙科、陈果夫、于右任等九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推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政府常务委员，由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不久，蒋、汪、胡相继离开南京，支撑南京国民政府大局的是孙科行政院长。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操纵着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孙科政府徒有虚名。对外，不敢同日本经济绝交，对内，不敢发动军队进行武装抵抗侵略。1932年1月3日，日本占领锦州，孙科政府即成了全国舆论的抨击中心。此时，采取观望态度的汪精卫，见孙科政府内外交困，遂决定与蒋介石合作，逼孙下台。1932年1月16日，蒋、汪在杭州西湖烟霞洞会晤，达成协议。20日、21日，汪、蒋先后返回南京。2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友仁代表孙科提出对日绝交的方针，蒋、汪坚决反对，陈友仁愤然辞职。次日，孙科也向国民政府辞职，偕同陈友仁一起赴沪。不久，选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长。3月6日，汪精卫在河南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这样，国民党中形成了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共管党国大事的局面。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巩固其在中国东三省的既得权益，企图把国际视线由东北问题转移到上海问题，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尤其在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奋起抗战，同日本军激战33天，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但是，迁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洛阳的蒋介石集团，却对十九路军的奋起抗战不能给予大力支援，并进行种种的阻挠和破坏，致使十九路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得不于3月3日撤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上海停战协定》(亦称《淞沪停战协定》) ，以屈辱的条款换取上海战事的结束。
《淞沪停战协定》并未阻挡日本继续侵略扩张的步伐。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率部抵抗，但因孤军无援，不久，山海关失陷。2月日军侵占热河，并于3月进犯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塞喜峰口、冷口、古北口。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二十五军关麟征部主力部队进行坚决反击，给了日军沉重打击，迫使日本改由山海关向滦东进攻。中国守军终因寡不敌众，使日军于5月份控制了长城各口，平津危急。而国民党政府却命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和热河的占领，中国对冀东20余县的全部统治权由此失去。
一方面，蒋介石集团步步退让，另一方面，广大的爱国官兵在中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不断举起抗日大旗。1933年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察哈尔举旗抗日，重创日军。1933年11月，被调往福建参加“剿共”的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举起了反蒋抗日的大旗，并在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等的策划下，于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2日，福建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选举李济深为主席。这次事变，是国民党内以李济深、陈铭枢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试图建立联共反蒋的抗日政权，尽管在蒋介石的内外夹攻下，仅存在两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它打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本采取步步退让政策的同时，却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建立特务组织和实行法西斯的保甲制度。1933年初，蒋介石指使陈果夫、陈立夫纠集CC系亲信分子组织“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蒋介石亲任会长。这个组织专门从事特务活动，并从中央党部逐渐扩大到各省、市党政机关、文教部门以至经济机构。1938年，成立了“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面前惶惶不安，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在他的指使下，1932年3月，成立了以黄埔军人为核心的“力行社”即“蓝衣社”。同时成立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蒋介石担任社长。“复兴社”的重要特务头子有所谓“十三太保”，即贺衷寒、桂永清、袁守谦、邓文仪、康泽、戴笠等。这个组织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组织十分严密，并设有专门从事监视、禁锢和暗杀等行动的特务处，以戴笠为处长。特务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称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以又称为“军统”。
为了巩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基层组织，蒋介石在农村重新建立保甲制度，重点是红军和共产党活动的地区。编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并实行“联保连坐”，即一户犯“罪”，各户同坐。1934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全国一律实行保甲制度，推行“管、教、养、卫”原则。保甲制度推行的结果，使国民党的统治开始深入基层。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强化了军事力量，不但设立了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对军队实行统一编制，使全国有48个军的正规军；而且又建立了强化了的地方武装，对地方武装实行统一编制和指挥，将民团改称保安队，使地方武装迅速扩大，为蒋介石继续“围剿”红军提供了后备力量。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汉口成立“剿匪总部”，自任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并调集60多万军队，向各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1933年春，以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在英、美、法、意、日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200架飞机和许多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但中国共产党内，由于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对国民党的进攻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使红军被动。国民党以主力进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转移，蒋介石命令部队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但是，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尤其是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强渡金沙江，使国民党“追剿”长征红军的计划破产。
国民党不断发动战争的同时，也试图进行一些经济建设活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曾通过“确定训政时期物质建设之实施程序及经费案”，不久，又通过“实业建设之程序案”。在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又通过了“货币改革办法”等等，所有这些议案和办法，尽管有的由于国民党忙于战争，而未能全面展开。但以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管辖范围的扩大，进口关税率的提高，币制的统一，尤其是1935年10月开始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中国的民族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在工业领域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已超过了非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的总产值约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6.9%。表明了中国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南京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却是官僚资本经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强制和经济特权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依靠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权力，发动内战，勾结帝国主义，经营投机倒把的金融活动起家的。四大家族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四大银行为其活动的中心。此外，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两个金融机构，这是四大家族金融垄断的中心支柱。同时，又控制了“小四行”(新华信托、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 ，“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 ，“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 ，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垄断金融网。到1935年，在全国2566家银行中，由四大家族插手的就有1971家。到1936年，四大家族具有的资本总额占全国银行的59%。
另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又通过南京政府设立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的资源和工业，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战力物资的出口。并逐步控制了中国的工业、农业，操纵了中国的商业、交通运输业、新闻出版业等。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