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党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匪患严重，剿匪工作前后达一年有余，匪患迁延之久，为害之烈，远远超过其他各省。而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受旧社会的思想影响，封建思想、宿命论等唯心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剿匪他们害怕国民党“天数未尽”，担心共产党坐的“天下”不稳；对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致使农民贫困认为是“命中注定”。针对一部分群众的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1950—1951年广西各级党组织在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斗争中，通过对农民进行的“不忘阶级苦，翻身做主人”、“痛恨旧社会，热爱新中国”等阶级教育，大破“天命论”，初步宣传了唯物主义思想，给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打下了基础。
1952年上半年，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与省土改委员会在南宁市举办了土改展览会，用实物、绘画、雕塑、文字对群众进行宣传，使群众看到千年来地主阶级如何残酷剥削贫苦农民，弄清“谁养活谁”的道理，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土地改革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各县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除进行阶级教育外，还适当地对农民进行前途远景教育。如苍梧县在土改复查中就有计划地对农民进行“四大教育”的宣传。这“四大教育”是：
❶反封建的教育；
❷反帝国主义的教育；
❸集体主义教育；
❹前途远景教育。使农民认识到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树立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产的新思想。
新中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党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有：
(1)工农联盟教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土改前，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土改以后，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接着，农民小私有者的思想观点、立场与国家建设要求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有的农民想增产但不愿增加负担，对国家征粮征税不满。根据这种情况，加强工农联盟教育逐步成为土改后党在农村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宣传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宣传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加强工农联盟是巩固人民江山的重要保证；只有加强工农联盟，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工农业互相支援，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号召农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踊跃卖粮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
1953年底到1954年初，中宣部、中南局宣传部、广西省委宣传部都先后发了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计划或意见，全省大、小报纸也陆续编发宣传总路线的言论，这段时期全省以宣传总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工农联盟教育达到了高潮。这段时间反复宣传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意义，批判工业化与农民无关的糊涂思想，分析小农经济自发趋势的危害，说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工农联盟教育遍及千家万户。
(2)前途远景教育。前途远景教育主要是通过宣传互助合作运动进行的。土改刚结束，农民中就出现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认为“革命到头”了，满足于“几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暖炕头”的日子。
到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全国农村又出现了“好了疮疤忘了痛”的忘本思想。贫雇农出身的刘介梅，在旧社会无衣无食，靠行乞维生，土改后有了房子有了地，有了粮食不卖给国家，还搞粮食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剥削他人。广西各地报纸、广播同样组织专栏，帮助教育农民，热爱社会主义，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
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同时，农村中还反复地大量地宣传互助合作政策。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社，采取典型连续报道，以榜样教育群众的办法，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当时广西经常宣传的典型有：蒋在球、杨祖露、莫寿全等劳模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单干好比独木桥，合作化是康庄大道”的道理，基本达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连续几年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大大鼓舞了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到1957年，全省基本完成了建立农业合作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