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有先生论

辞赋名篇。西汉东方朔作。《汉书》、《文选》见载。文章假托有位非有先生在吴国作官，“默默无言者三年矣”，吴王问其由，他趁机举龙逢、比干因直言切谏而遭祸，太公、伊尹因遇明主而显志等历史故事，开导吴王，劝谕帝王应虚心讷谏。吴王深受启发，于是举贤施德，治乱图强，使国家迅速获得振兴。文中以“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引发开去，指出主上不明，则“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养寿命之士”亦隐乎山林，实际是给昏庸的统治者以一击，也表达了作为一个“志士仁人”的忧愤。文章借古讽今，正反对比，例证充分，理直气盛，语言疏畅，具有说服力。篇中四个“谈何容易”，意味深长，又起内容与情绪上的转折作用，颇为传神。全文虽有摹仿宋玉《对楚王问》的痕迹，但已摆脱了呆板的问答形式，在问答间穿插以叙述与描写，绘声绘色，十分生动。此篇与《答客难》对以后的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汉书·东方朔传》：“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

非有先生论

西汉赋。东方朔作。文章采用对话的形式写成，假托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于是吴王“怪而问之”，经再三要求，非有先生才说出一番“谈何容易”的道理。他首先以历史上“关龙逢深谏于桀“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的遭遇说明正直之士倘遇昏君，不仅忠言不被采纳，反遭杀身之祸，奸佞之辈巧言利口却能受到宠幸，志士仁人既不愿“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㫬㫬”，说一些无益于国家的媚辞，又不愿“深言直谏”，触怒人主，因此，“养寿命之士”只有隐居山林，由此可见“邪主之行，固足畏也”，“谈”不容易。文章接着以伊尹干汤，太公遇文王的故事说明才德之本与“明王圣主”相遇合则能“本仁祖义”，使“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成就大业。两种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非有先生就得出“故曰谈何容易”的结论。吴王听了非有先生的回答先是“惧然易容”，然后“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于是整顿纲纪，实行德政，“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这篇赋抨击不纳忠言的昏君和谄媚的小人，赞美广开言路、招徕英才的贤君和直言进谏的正直之士，其讽谕之意很明显。班固认为东方朔的文章，以此篇与《答客难》为最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