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

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均是1840～1844年英国议会发行委员会在讨论银行券发行制度时所形成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学派。前者亦称“银行主义”，代表人物有T·杜克(1774～1858年)、J·富拉尔顿(1780～1849年)等。后者亦称“通货主义”，代表人物有S·J·奥弗斯顿(1796～1883年)、G·W·诺曼(1792～1882年)等。
关于通货的概念 通货学派主要以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物为依据，认为铸币与作为铸币替身的银行券才是货币，而银行券以外的其他信用形态不能称为通货。银行学派则认为通货包括金属货币、银行券与其他信用券、不兑现纸币等三种，但由于只有金属货币才有内在价值，所以只有它才可称为一般等价物。同时，他们也指出，实际上最为广泛使用的是银行券以外的其他信用形态。如杜克说：“批发市场的十分之九，甚至99%的交易，均用帐簿信用和银行存款清结，而银行券只限于交量的差额。……伦敦票据交易所只用数10万镑的银行券即足以清结。”“小额银行券，大概只在其作为直接消费的购买媒介时，才与铸币共同流通于社会。”(杜克《物价史》第3卷转引自刘絜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276页)
关于通货与物价的关系 通货学派认为物价决定于通货的数量，但通货数量又并非是物价变动的唯一因素。如奥弗斯顿说：“实际上，物价变动常由于一些先行原因，而通货数量的变动不过将此先行原因加重或减轻，将其作用加速或减慢，故只为一个附属的因素。”(奥弗斯顿《金属与纸币通货论文集》转引自刘絜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205页)他认为，从中期或长期的趋势看，通货数量必然影响物价；但就短期过程看，通货数量变动并不必然影响物价。物价变动不仅可因货币数量变动引起，也可因商品数量及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因此，物价变动往往是一种综合变动的结果。
银行学派否认物价决定于通货数量。如杜克认为，物价不决定于为银行券所指示的货币量，也不决定于流通媒介总体的数量；相反，流通媒介的数量却为物价的结果。富拉尔顿也用逆推法反证这一点。他说，如设物价决定于通货数量，则物价涨落必随通货变动同步进行，并按同比例发生变化。但证之于史，各物价的涨落并不一致，如粮食价格较稳，工业品价格易涨易跌。因此，结论的相悖证明假设的前提是不成立的，即反过来证明物价不决定于货币量，而是货币数量决定于物价。富拉尔顿还指出，所谓通货数量决定于物价，乃指一般物价而言，并非指个别价格，个别价格的变动不足以增减货币数量。
关于货币供求均衡 通货学派认为，纸币价值脱离黄金的原因是纸币发行过多和银行券停止兑现，由此使货币供求失衡。因此，应采取三项措施以恢复之：
❶恢复兑现。
❷采用十足的金准备。
❸将发行权集中于英格兰（中央）银行。并认为只有建立一种由中央银行控制的金本位制度，才能较好地实现货币供求的均衡。
银行学派认为，通货是按社会需要发行的，银行纵不兑现，也不致发行过多。如杜克说，银行券的数量，乃需要的结果，而非其原因。“不待说，若一国的交易需要较多的交换手段，则较多的银行券便会停留于流通界。所以，通货数量的增多乃交易增加和物价上涨的结果，而绝非其原因。他们将通货发行分为金币、银行券、纸币三种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❶在纯粹的金币流通条件下，银行学派认为，流通中的金币量完全决定于社会需要量的大小，既不为货币发行当局的意志所左右，也不为金的生产及输入所决定。银行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它不能任意增减流通中的金币存量。
❷在银行券与金币混合流通的情况下，银行学派认为其结果与前一种情况相同。因为银行券是以贴现贷款的方式发行的，既然贷款是社会的需要，银行券的发行必然应符合社会的需要。
❸在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况下，银行学派认为，货币发行能否与经济发展吻合的要旨不在于货币能否兑现，而在于货币的发行与回流方式。根据这个原则，银行券是以贴现放款的方式发行，并以归还贷款等渠道回流于银行，因而不致泛滥于市。不兑换纸币则不然，它的发行往往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而与政府筹措经费有关，发行后也没有自然的渠道回流银行，因而极易陷于泛滥。当然，不兑现纸币若以短期放款方式发行，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此时的情况就将十分接近于银行券的发行与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