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9年后党在安徽的活动情况

从1949年4月到1952年1月，安徽以长江为界分别由中共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领导全省的工作。皖北、皖南区党委成立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列为中心工作。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省人民踊跃参军参战，至1951年底，皖南区、皖北区共捐款折合新人民币1516.7万元，全省各界发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信件15万余封。1950年7月以后，皖南区、皖北区分别进行土改试点，从11月起皖南区、皖北区分批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至1952年7月基本结束，全省有2530万农民分到土地2073万亩、耕牛20万头、房屋233万间和粮食1.7亿公斤。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中共皖北区党委于1950年11月28日发出《关于执行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草案）》，中共皖南区党委也于11月间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在皖北区和皖南区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集中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目等反革命分子。到1952年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0余万人，基本消灭了全省反革命残余势力。从1952年1月起，在全省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内，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工商界内，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清除国家机关内部的腐败分子，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2年1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安徽省委员会，省委书记曾希圣，副书记牛树才、黄岩、李世农，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结束工作。
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大力宣传和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从农业开始，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1952年6月，全省有农业生产互助组44.52万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290.35万户，占全省农户的49.5%。1953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转发《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要求各地领导农民积极而稳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当时全省有初级社676个。1955年全国掀起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安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向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过渡。到1956年底，全省95.6%的农户加入高级社。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发展。195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63.86亿元，比1954年增长31.6%，粮食产量达到115亿公斤。
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同时，有计划地组织个体手工业走互助合作道路。到1956年底，全省52.1%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或生产小组；1957年，全省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1953年国家对粮、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开始的，分别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逐步完成。到1956年底，全省私营工业企业基本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3年起，安徽省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59年胜利超额完成。社会总产值61.3亿元，年平均增长7.5%；农业总产值为60.92亿元，年平均增长5.2%；工业总产值18.09亿元，年平均增长16.9%；国民收入总额39.1亿元，年平均增长6.7%。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相应提高。
在完成“一五”、“二五”计划期间，沿海地区两次3批迁皖工厂共106家，包括轻纺、化工、机电、食品、针织、印染等行业。这些企业大都迁入合肥、蚌埠、芜湖、安庆4市，初步形成了安徽省机电工业、针织内衣、日用化工、日用五金、农药化肥、坯布印染、玻璃器皿、食品加工等现代工业的骨架，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4年，安徽省在胜利完成基层普选工作和普遍召开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于同年8月和1955年2月先后召开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等项决议，第二次会议根据宪法规定和法律程序，选举了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即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政权领导机构。
1956年，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对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和生产的主人。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始整风运动。5月，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整风运动的初步计划（草案）》，全省党组织开始整风。省委领导除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外，还继续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高等院校负责人座谈会。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省委及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有益的批评和建议，省委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密切了党群关系，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从6月中旬开始安徽省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全省共划右派分子约3万余人，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反冒进。随着不断反右倾，反保守，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很快地发动起来了。1958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示》，要求来一个“思想大跃进”，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实现。6月，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要达到247亿公斤，比上年翻一番，工业总产值争取实现30—35亿元。这次会议使党内急于求成的思想迅速发展起来。7月31日，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生产合作社在3.55亩早稻里放出亩产5735.5公斤的“高产卫星”。8月21日繁昌县东方红三社柯冲生产队放出水稻亩产2.15万公斤的“特大卫星”。随后，全省各地放“高产卫星”成风。省委又提出1958年要生产生铁120万吨，此后，全省掀起大办钢铁运动。从8月到12月，全省平均每天有数百万人参加钢铁生产，同时还动员10万人进山伐木炼铁，大片山林被毁。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巨大浪费，大批劳力投入工业，使农业丰产而不能丰收。
1958年10月，安徽省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1682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1010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87%。10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转发《关于（无为县）响山农业社三年来实行供给制情况的考察报告》，推行供给制，农民到食堂吃饭不要钱。同时，由于公社化初期实行政社合一，权力过于集中，经济核算制度被抛弃，严重损害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1958年11月全国郑州会议后一度得到纠正。但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彭德怀同志，会后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共安徽省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8月10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对张恺帆、陆学斌进行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此后，“反右倾”斗争在全省全面展开，到1960年初结束。
从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较严重的饿病逃荒死情况。为了克服困难，1961年2月，省委召开省、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接着，根据省委部署，全省从3月份开始农业试行“责任田”办法。4月下旬，全省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这个办法。年底试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26.12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0.1%，“责任田”的推行，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稳定了农村形势，促进了城市经济状况的好转。后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调离安徽，责任田试验停止。7月，省委在岳西县石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5月中央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中央文件，初步总结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检讨了省委所犯的错误。同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甄别平反了自1957年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和各项工作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
从1963年起，根据中央决定，中共安徽省委在农村开展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以后在城市又开展了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持续了两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错误强调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一些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省委提出对基层干部坚持批评教育，“换心不换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护干部的作用。
安徽省经过1961年以来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关系基本上协调起来。到1965年，社会总产值82.94亿元，国民收入总数47.32亿元，工农业总产值90.02亿元。1963年到1965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7.3%，重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2.5%。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显著改善，3年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1966年起，省委着手制定和执行安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安徽的10年“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7年1月26日省委、省人委被“造反派”非法夺权。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下达后，安徽成立了以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此后，安徽和全国一样，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1月9日，省委主要领导人被造反派围攻、批斗。1967年1月26日，在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合肥地区28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宣布，夺了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自此，省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领导干部被游街、批斗，遭受迫害，党、团员组织生活被迫停止。
第二阶段：从1967年1月省委、省人委工作被迫中止，各项工作陷入混乱状态，到1971年1月恢复中共安徽省委。
1967年4月，安徽省军管会成立。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奉命进驻安徽，参加“三支两军”。1968年4月，成立了以李德生为主任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9月，全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1月底，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26万多人，实行群众专政的10多万人。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关押审查或实行“群众专政”，遭受批判斗争，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11月，在“清队”的基础上普遍开展整党建党。截至1969年4月，被开除党籍的有11338人，暂缓恢复组织生活的有50360人，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没有具备党员条件的人被拉进党内。同时，根据中央决定，全省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共有56万多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城镇居民等上山下乡。省、市卫生系统的医务人员也大批下放到农村，并在城市撤并医院和卫生机构，使安徽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遭受严重破坏。
1969年11月，中共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1971年1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第三阶段：从1971年1月中共安徽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1971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由李德生任省委第一书记，并相继恢复各级党委和群众团体。“九·一三”事件后，安徽全省开展批林整风。1974年1月，毛泽东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这一运动在安徽进一步加剧混乱。1975年，周恩来病重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条战线开始全面整顿，安徽经济再度回升，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170多亿元。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大刮“反击右倾翻案风”，全省再度陷入混乱，觉醒了的安徽人民对这股逆流进行了坚决抵制。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安徽人民自发地举行追悼会、纪念会。这年清明节，合肥、蚌埠、芜湖等市的群众，张贴无数怀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诗词，形成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抗议运动。同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全省人民处于无限悲痛之中。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安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人心大快，奋起揭批“四人帮”。但是，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压群众”，继续执行“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借口安徽“特殊”，不放手揭批“四人帮”，广大干部群众要求联系安徽实际揭批“四人帮”，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仍然坚持所谓“批邓”。1977年6月，中央鉴于安徽的情况和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的错误，决定将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派顾卓新、赵守一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
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干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查并严肃处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许多领导班子严重不纯的问题，教育和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
1977年9月，省委结合揭批查部署了全省的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到1982年，全省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清理出“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妥善安排。与此同时，省委抓紧妥善处理安徽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要问题。从1977年底开始，全省各级党组织积极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面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反右派、反右倾的案件，以及建国以来的其它一些历史老案。到1981年9月，全省共平反冤假错案23.3万多件。从1978年11月起，对被错划右派的1.53万多人进行了改正；对其余戴有右派帽子的人全部摘掉帽子；还对0.4万人全部取消所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78年下半年，安徽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同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同步进行，促进了思想解放，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79年1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把全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共安徽省委领导全省人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大胆改革，使国民经济逐步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安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77年11月，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1979年1月省委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可以实行联系产量和不联系产量等多种形式。1980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及时总结推行了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对肥西县实行农业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经验作了充分肯定，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到1982年，全省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8.8%。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1982年，安徽省调出省外贸易粮12亿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省委、省政府在逐步推行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1984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工商企业经济责任制的通知》。这一年，企业普遍推行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一些地方企业承包面达95%以上，有90%的企业实行内部承包。年底，全省有177个国营企业试行厂长责任制。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省委注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健全民主与法制，整顿社会治安与社会风气。
1985年到1991年，省委与各级党委带领安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胜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这是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5年，但同时也是在经济、政治上经受了严峻考验的5年。这5年中，全省坚持改革开放，探索城市改革的途径；进一步加快农村改革，加强科技和投入；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也日益深化；同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全省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改善了党的领导。由于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超额完成了第七个五年计划。
党的十四大以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已有的物质基础和已经取得的经验，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和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争在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中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