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

近代文学史上文学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1861年黄遵宪在批判当时拟古主义的诗风时，就提出了“吾手写吾口”的诗歌主张，并付诸实践。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于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他认为在诗歌领域要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两年后，他在《饮冰室诗话》中反复申述这些观点，并大力试作新派诗。他们注重诗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理想，为资产阶级的改良政治服务，在创作上注重改造民间诗歌，使诗向口语化、群众化方向发展。“诗界革命”不仅对当时诗歌创作发生很大的影响，并对五四新诗解放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诗界革命

近代诗歌改良运动。发端于著名诗人黄遵宪。他在清同治七年(1868)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堆的创作态度，提出“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光绪十七年(1891)，又在《人境庐诗草序》中提出推陈出新的一套理论，赋予诗歌创作以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成为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面旗帜。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开始试作“新诗”，力图开辟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的新思想。为了适应社会对新文化、新思想的需要，他们明确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除了写作《饮冰室诗话》，阐发“诗界革命”的理论观点、表扬新派诗人以外，还在许多报刊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康有为、黄遵宪、丘逢甲等人的作品，使诗界革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诗界革命要求诗人面对现实，追求创新，不能一味摹拟古人，从而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在诗界革命的潮流中产生的许多诗作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用通俗自然的语言反映社会现实，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诗界革命

 近代戊戌变法前后出现的新诗潮。戊戌变法前十年，曾经出使日本、美国的清廷外交官黄遵宪在其 《人境庐诗草序》 中主张： “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 又宣称： “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这位曾经走出中国的诗人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与时变，在题材、风格、语汇诸方面打破一切忌讳，从而创造一种新诗体。五年之后，黄遵宪明确称自己的创作为 “新派诗”。但这并未形成气候。戊戌变法前夕，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新派人士开始试作 “新诗”,无非是将西学中的新名词写入旧体诗中去，用梁启超后来的话说，“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 《金陵听说法》 有句： “纲伦惨似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 其中，喀私德是英语caste的译音，指印度古代的种姓制度，比喻纲常伦理之残酷； 巴力门是英语parliament(国会) 的译音，比喻佛教法会的盛况。夏曾佑也将 《圣经》 神话典故写入他的 《绝句》 中：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 当时将西学称为 “新学”,故这类 “挦扯新名词” 的诗被人称为 “新学之诗” 或“新诗”。尽管这些 “新诗”并不成功，但却透露出诗歌变革的消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广泛接受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逐渐明晰起来。他移借日语中 “革命”一词的用法 ( “革命”一词在汉语中虽古已有之，但指改朝换代； 日本人以 “革命” 一词对译英语revolution,指变革),正式提出 “诗界革命” 的口号。梁启超总结早期 “新诗” 创作的经验，认为 “诗界革命” 是 “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即 “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他概括为三： 一为 “新意境”,二为 “新语句”,三为 “以古人之风格人之”。简单地说，就是 “旧瓶装新酒”。梁启超甚至认为，如果兼备以上三者，就可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 “诗王”。他特著 《饮冰室诗话》 一书，鼓吹他的 “诗界革命”,但响应者寥寥，他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 “革命” 并没有发生。

诗界革命shijie geming

指戊戌维新时期的诗歌改良运动。清末古典诗歌呈衰落趋势，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盛行。面对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危机局势，资产阶级改良家们政治上要求变法图强，文学上则要求打破沉寂局面，使文学为改良政治服务，在这种形式下，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积极倡导“诗界革命”，并试作新诗，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大量将外来语和新名词引入诗内，被称为“新学之诗”。其大胆的开拓精神及用诗表达资产阶级新思想方面有可取之处，但确有“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缺陷，因而这种新诗生命力不强。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评“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诗风，指出所谓新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后期诗界革命的主要要求。最早从理论和创作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梁启超尊他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早在1868年21岁时就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明确反对拟古主义诗风。后又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他的诗论表现了“变古革新的精神，其创作则表现了新诗的风貌。如《今别离》、《军歌》、《冯将军歌》等。
诗界革命猛烈冲击了旧诗坛，拓宽了古典诗歌的表现力，但艺术形式上对古典诗歌的承袭，使得这一改良运动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新诗。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堕落，诗界革命也逐步衰亡。

诗界革命

近代诗歌改良运动。主要代表人物多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等。最早倡导者是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要求打破旧的传统束缚，用当时口语直接反映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接着，谭嗣同、夏曾佑等正式提出该口号，鼓吹诗歌革新，反对拟古主义，要求诗歌为改革现实和改良政治服务，结合新事物，运用新语言，“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试作新诗，一时蔚成声势，尤以黄遵宪、丘逢甲新诗创作影响为大，成就为高。这一运动有力冲击了封建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旧文学，其所提出的一些进步诗歌主张及所表现的爱国民主思想精神，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挥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