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林列夫·扎尔曼诺维奇·艾德林博士1910—1985

苏联著名中国学家，教授。生前曾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远东和东南亚研究室主任，苏联作家协会会员，苏中友协中央理事会理事。
艾德林是一位学识渊博，卓有建树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遍及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著有专著和多篇论文，同时还有大量译作。在中国文学史方面，他发表了两部著作。一是《中国现代文学》(1955)，主要阐述中国革命文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进程；二是《中国文学简论》(1962，与B·索洛金合著)，此书对中国文学作纵向的历史的叙述，其中辅以八家代表作品的分析。他着重研究的是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白居易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
在艾德林漫长的学术活动中，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对陶渊明、白居易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介绍，倾注了大量精力，其成就亦很显著，令学术界为之瞩目。关于这方面，综合性的译著有《中国古典诗歌》(1975)，专集有《陶渊明抒情诗集》(1964)、《陶渊明及其创作》(1967)、《陶渊明诗集》(1973)，《白居易诗集》(1951)、《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白居易诗集》(1978)。艾德林在译本中所作的那些周详的注释，亦显示了他深原广博的专业素养，都具有学术价值。
关于白居易研究、对白诗的翻译介绍是艾德林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历经数十年，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对译著不断进行加工增补。早在1951年艾德林即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白诗译本《白居易诗集》，1965年有《白居易抒情诗集》问世，在此基础上增补新的译作之后，1978年改题《白居易诗集》再版。关于诗歌的翻译，艾德林认为，译诗的准确性并不在于对原作作逐字逐句的翻译，这样作还恰恰适得其反，失掉了准确性。他主张，译诗主要是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他本人译诗有独特的风格——不押韵，但有节奏。他为《白居易诗集》写的长篇序言《白居易》一文，更是他长期研究、悉心钻研的成果。
此文对白居易思想的哲学基础，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白诗的传统性与个人性，民族特征和全人类性以及白诗的风格技巧和对唐代诗坛的贡献等等问题，都有深入的阐述。艾德林指出：“白居易的时代是中国诗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在表现人的感情方面，已具备高度的技巧。唐代诗歌形式方面的成就可说已臻于尽善尽美的境界。因此，白居易奉献给唐代诗坛的新的诗风，就更为可贵”。他分析白居易的“世界观是儒道佛三家并成，尤其醉心于后者”。他说，不能认为白居易的人道主义思想(如表现在《新制布裘》、《轻肥》等诗篇)仅仅决定于其所受的儒学的教养，“因为在孔子与白居易之间的十三个世纪里，还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是他们写下了赞颂人、向往真理、讥议邪恶、维护被压迫被蹂躏的人们的不朽诗篇，白居易是这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在分析诗人创作的传统性与个人性时，艾德林说：“白居易诗歌的主题如人与时、人与自然、人及其周围世界，这些都不过是诗歌的传统主题，甚至是世界抒情诗中具有普遍人性的传统主题”，可是白居易的诗章“却又是非常个性化的”，诗人对于大自然表现出他独特的观察与思考，他有着独特的感受，“无论是春，无论是秋，在他的笔下，都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标记。对于他，春和秋同样都有欢乐，都有哀悲。作为与尘世相对立的春和秋，诗人在描绘人的同时，对之都点染以鲜明的色彩”。艾德林认为，这是因为白居易诗中的“自然是服从于人的，而人也从属于自然。他的诗篇展现了他那个时代人们混乱不安的生活，也抒发了对大自然的咏叹，唯有大自然能使欲念未泯的人感到羞惭而看破红尘。”在分析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语言技巧时，作者将其与杜诗相比较，认为“杜诗中没有白诗所有的那种出人意外的明显的比拟，也没有‘黑龙潭’一类诗中那样的喻意。在诗歌语言上，‘新乐府’型语言的明晰，有时还结合直率的时评，比杜诗又前进了一步。”由于白诗尤其是抒情诗“摆脱了长期以来诗歌所背负的文学典故和历史典故的负担”，这就形成了它的“平易质朴、简洁明快”的艺术特色。艾德林还认为，“白居易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奇才，但仍然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他对生活的领悟却一直是与当时人们的情感相呼应，总是与那种人皆有之、但尚属朦胧的认识相呼应，这一点也特别突出”。艾德林最后认为，“白居易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由于它在一切时代都保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而又显示出它的全人类性因素”。
艾德林的中国文学研究，为苏联中国学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在沟通中苏文化交流的工作中，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