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说

清沈德潜的论诗主张。“格调”本包括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方面含义，如《文镜秘府论》即谓： “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明前后七子始创此说，但混“格调”为格律，舍弃内容要求而专究声律形式。沈德潜承袭前后七子之说，加上“温柔敦厚”的“诗教”，提倡“言之有物”，使之发扬光大，但根本倾向仍偏重于诗法、诗格等形式要素，不仅束缚思想，而且限制了对艺术形式作丰富多样的创造。又沈氏本在以此反对包括袁枚“性灵”说在内的当时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学主张，表现出明显的反动性。

格调说

见“格调”。

格调说

清代流行一时的诗学思想。提倡人为编选《唐诗别裁》的沈德潜。主旨见于其论诗之著《说诗晬语》。“格调”并非沈德潜首倡，明代李东阳早以“格调”论诗。《怀麓堂诗话》：“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格”指诗的格律品格，“声”指诗的音调节奏。李东阳以“格调”论诗，开启了明“七子”从格律声调上步趋盛唐的恶劣作风。“七子”模仿盛唐作风，后受到钱谦益尖锐地批判，王士禛也以“神韵”加以纠正。钱谦益的批判近于霸，王士禛的“神韵”流入虚。于是沈德潜重倡“格调”，回护“七子”，纠正“神韵”。
格调说认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所谓“法”指的是各体诗的篇章结构和某首诗的抑扬抗坠。作者借“格调”抒发情思，读者借“格调”体会情思。
沈德潜是推重“七子”，鄙薄宋元的。他把格调看作诗歌创作的关键，表明了格调说形式主义的实质。

格调说

明清时代的一种诗论。明前后七子论诗推崇盛唐，李梦阳云“高古者格，宛亮者调”。主张从格律、声调上学习古人，提倡格调。至清沈德潜又加上“温柔敦厚”的“诗教”，使格调说更为完整。

格调说

清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风行诗坛的理论是沈德潜的格调说。沈德潜(1673—1769) 字确士，号归墨，长洲 （今江苏苏州市） 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说诗语》； 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清诗别裁》等书，流传较广，影响颇大。沈德潜论诗吸收了他的老师叶燮的某些观点，又受到明代前后七子的影响，开创诗贵性情，亦须论法的格调说。他一方面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提出诗 “必原本性情，关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衰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 (《清诗别裁·凡例》)。又云：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 (《说诗眸语》)竭力宣扬儒家正统的诗教，要求恢复风、骚、乐府的传统，甚至认为 “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衍之具，而诗教远矣” （同上）。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诗歌的格调，并讲求诗格、诗体、诗法、诗律。他主张学习汉魏盛唐高古、婉亮的格调，特别推崇杜甫、韩愈两家的 “格”、“调” 之美。这样，既讲内容，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又讲格调，重视诗歌的形式、技巧和风格，比较全面，不致如神韵说那样空乏，也不像性灵说那样浮滑。但沈德潜所强调的内容，只是封建道德和圣道伦常，只是温柔和敦厚的诗教，实际上起了维护封建正统的作用。因而受到乾隆皇帝的称赞，声名显赫一时，成为保守的儒家正统诗歌的维护者。也因此受到当时要求突破传统束缚的文学家的反对，如提倡性灵说的袁枚便称他的论调有 “褒衣大袑 （裤）气象”，讥讽他的观点迂腐保守。而他所强调的格调，主要也是学古模古，缺少创新精神。后来从其说者，更是一味摩取声调，讲求格律，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