岘佣说诗

诗话著作。清施补华撰。施补华(1836—1880)，原名份，字均父（一作均甫），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曾官山东补用道。此书系其为张勤果慕僚、戍守新疆时口授，由同僚钱榘记录整理而成。原题“砚佣说诗”，付梓过程中讹“砚”为“岘”，作者笑任之，遂沿用至今。丁福保收入《清诗话》时，阙作者名，后由郭绍虞据《两浙輶轩续录·施补华小传》补。又《两浙輶轩续录》著录。《岘佣说诗》为二卷，钱榘《书岘佣说诗后》谓原本为二○九条，今《清诗话》本则为一卷，二一五条。此书说诗艺颇精微，大抵以五言为主而推及其他各体。如首则即论五律之为各体之基础：“学诗须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五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又论五古云：“五言古诗，厥体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继起，以简质浑厚为正宗。”故篇中议论五律、五古特征，评骘五言名家名作，颇体贴入微。如论王、孟之别云：“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若孟公则真山泽之癯矣。”又论苏轼拟陶之不逮，云：“东坡与陶气质不类，故集中《效陶》、《和陶》诸作，真率处似之，冲漠处不及也；间用驰骤，益不相肖”；“陶诗多微至语，东坡学陶，多超脱语，天分不同也。”全篇均以古人为论评对象，仅有一则叙及王士禛：“渔洋五古，实从大历诸子入，其推崇盛唐，张大门户耳。故词气清腴，而不甚朴厚。”其识多类此。有《清诗话》本。

岘佣说诗

清施补华著。有《清诗话》本。主要评论唐诗。著者于五、七言的古、律、绝等各种诗体的创作要求、历史演变、作家风格、艺术技巧等皆有精见。创作要求方面，如五律“起处须有崚嶒之势”，五古“以简质浑厚为正宗”，“整密中不可无疏宕”，“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生毋熟”，七古“必有一段气足神旺之处”。历史演变方面，如认为蔡琰《悲愤诗》、王粲《七哀》、刘琨《重答卢谌作》“已开少陵宗派。盖风气之变，必有数百年之积也”，“七律至中唐而极秀，亦至中唐而渐薄。盛唐之浑厚，至中唐日散；晚唐之纤小，自中唐日开。故大历十才子七律，在盛衰关头，气运使然也。”作家风格方面，如杜甫“入蜀诸诗，须玩其镵刻山水，于谢康乐外另辟一境。”著者服膺沈德潜的诗学理论，重视章法，对杜甫及其他诗人各体诗中的名篇的艺术技巧作了一定的分析，象“无笔不曲”、“加一倍写法”、“死典活用”、“突兀之笔”、“翻腾之笔”、“逸宕之笔”、“绝大波澜，无穷感慨”、“走处仍留，急语乃缓”等等。研究唐诗艺术，此书可作重要参考。

岘佣说诗

清·施补华撰。一卷。一作 《砚佣说诗》。补华(1836—1890)，原名份，字均文。乌程 （今浙江吴兴）人。同治九年举人。官山东候补道。此书作于光绪七、八年间，主要论析诗歌的艺术技法问题，特点是讲得比较细致，如说“两字同解，有用此字而声亮，用彼字声哑者，既云律诗，当讲声韵，择其亮者用之。又有两字同解，用此字而稳，用彼字而不安者。此故在作诗时自辨之。”还指出：“今人作律诗，往往先作中二联，然后装成首尾。故即有名句可摘，而首尾平弱草率，劣不成章。”等等。这对律诗创作如何进行构思和安排文字，都有借鉴价值。有《清诗话》本。

岘佣说诗

诗论。清施补华撰。一卷。补华原名份，字均父，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山东补用道。著有《泽雅堂古文》八卷，《古今体诗初集》八卷、《二集》八卷。此编原以“砚佣”名，作者曾为笔砚役， 刻书时误“砚”为“岘”。总二百十五则。杂论诗歌创作及诗人、诗作，简洁明快，观点清晰。如“学诗须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五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臧否诗人亦无含混处，如“东坡五古，有禅理者甚佳，用禅语者甚劣”，“东坡才思甚大，而有好尽之病，少含蓄也”。作者虽非名家，而议论间有深刻见解。有《清诗话》本。